大漠无情-玉门老君庙油矿

大漠无情 作者:马镇


引  子

  昏暗的天空,苍凉的大漠,铁丝网、枪刺、检查站,凄楚的驼铃声伴着十斤娃饥饿蹒跚的脚步……
  这幅人间地狱图是电影《创业》留给观众最震撼人心的画面,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电影开篇点明,故事始于“裕明”油矿,但观众无一不认为这是中国解放前唯一的大型油矿——玉门油矿,就像认定电影中的石油会战是大庆石油会战一样。影片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个由官僚资本和洋人买办统治的,集三座大山为一体的旧中国企业的残忍与反动。
  四十年人生天地,如白驹过隙,斗转星移,我已在石油工业做了十余年企业文化人。
  一天,我突然收到远在长春伯父的来信,说在台的姑姑姑父要回大陆访问,访问团是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邀请的,让我去接。我立即给总公司外事局打电话询问,答复是确有此团,全名为“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姑父是团长。
  我惊住了!年少时只听过母亲告诉我,姑姑随姑父于解放前去了台湾,四十余年音信全无,全家曾做过无数的猜测,均化作无数的幻影。姑父怎么会是玉门旧人?那里曾是人间地狱啊!消息让人既兴奋又费解。
  1992年9月,北京机场。
  一群古稀老人聚集在海关出口处,翘首遥望着里面空荡荡的大厅,就像泰山极顶的游人祈盼日出一样,静寂的激动,不宁的等待,只是那面对的是无际的苍穹。
  我也处在这激动与不宁中。可我太年轻,阅历与辈份的级差,只能躲在老人身后,自蓄内心的情感。这时的胸臆是自私的,封闭的思维只为渲泄多年来的思念与痛苦。始料不及的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竟心甘情愿地为这群老人付出了整整四年的心血。
  那一刻我绝没有想到要写这部作品。
  麋集在出口栏杆外的老人们终于骚动起来,眼中的亢奋似乎迸出金花。
  一群老人推着行李车,缓缓地从大厅深处向外走来。
  开始没有喊声,只是隔着栏杆双手用力地挥动,以老人特有的风度表达盼望已久的思念,须臾,栏外的老人似乎认出走来的朋友,嘴里禁不住发出“哎!哎!”的呼唤,厅内的老人随着喊声惊喜地举手作答,待第一辆行李车推出出口,栏外的老人再也保持不住矜持的仪表,孩童般地迈动不甚灵活的双脚,绕过栏杆,拥了上去。
  “那是你姑姑,那是你姑父。”访问团打前站的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副总经理吴德楣先生关切地指给我看。
  我挤过去,轻轻叫了声:“姑姑”。
  “噢,是马镇,让你多等了。”七十岁的姑姑语声竟是那般轻柔,眯着笑眼,比梦中的姑姑慈祥百倍,我感到无比的满足。
  此时姑父已扑向一位老者。姑父递给老者两枚台湾水果:“只两个,海关都没收了。说破了嘴只带进两个。”
  “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老人眼里浸出了泪花。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七十五岁的姑父依然那般矍铄,清癯白净的面庞焕发着红润。从他对友人的真诚,我感受到了他善良、质朴、诚笃、执着的人格。
  姑姑指着那老人在我耳边轻声说:“他叫邹明,抗战时是你姑父的上级,民国三十八年你姑父去台建高雄炼厂,我能随去多亏他帮忙,要不也分离了。”话语动情,充满了感激。
  但我听后更加重了疑惑,因为我开始注意到,这些做主人、客人的玉门旧人虽是古稀之寿,却个个气宇非凡,孩童般的谈笑也遮不住岁月磨砺出来的学者风度。他们半个世纪前到祁连山下的人间地狱去干什么?
  访问团在北京期间,通过与姑父和访问团老人们的交谈,我窥视到一段隐约可见的历史。
  这是一个与以往的成见相悖甚远的故事。
  我们是迂腐而固执的一代,被年轻人所嘲笑的责任感使我不能不开始艰难的跋涉,寻访这段历史。
  历史的云烟已遮住了来路,但只要有脚印就能觅到起点。
  我竭尽所能搜寻五十年前的史料,拜访联系能找到的每一位玉门老人,记录下珍贵的史实。
  云烟渐渐散去,历史渐渐清晰。
  抗战之际,祁连山下苍凉无垠的玉门荒原上分明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个特殊的战场,它对祖国解放事业的贡献,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贡献,不亚于平型关、台儿庄的血战。它不应被尘埃所封,它不应沉默于国人的眼下,它的光华应大放于民族史册。
  可他们被遗忘了,就像流沙淹没了胡杨,寂静的大漠再不见生灵一样,谁也不知那里曾傲岸地耸立过令人神往的大树。
  大漠啊,你真的如此无情吗?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哈里的信件
上次我曾向你提到过的那个大石油湖,座落在与南山一条支脉相连的山谷中,这里是一片戈壁滩, 寸草不生,附近也没有人家。石油湖地区周围大约250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石油湖, 其表面的10%为沥青,50%是石油(有的地方厚度超过1英尺),40%是渗有石油的土壤。当我们的友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石油气味强烈得令人窒息,因此他们不敢再深入这一地区去考察,以免晕倒┄┄
  ——摘自20世纪初,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流亡国外的俄国人给美国人哈里·赫西的信件。
  哈里信件
  世界地理的每一个发现都伴随着强权、战争、掠夺。
  古希腊人对环地中海的发现,缘于城邦奴隶主们要扩大殖民地的统治。
  古罗马人对欧洲和非洲的发现,缘于罗马军团要征服世界, 建立大罗马帝国。
  哥伦布因为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名垂青史, 而他探险精神的支柱,却是为西班牙国王获得更多的领土和掠夺更多的东方财富。有意思的是,哥伦布首次航海返回欧洲大陆的第一个成果竟是在教皇的仲裁下,西班牙国王与葡萄牙国王各获得了一份被称作《世界第一个分界线》的文件,文件规定了这两个海上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利益范围。分界线被后人称为“教皇子午线”。哥伦布的同代人巴·拉·卡萨斯一针见血地鞭笞他们:“手里拿着十字架,可心里却对黄金贪得无厌。”
  公元十六世纪,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大举向中亚、远东进军。随着俄国人不断的地理发现,沙皇的领土像发酶的面团一样惊人地膨胀。中国黑龙江以东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在俄国人的发现中沦失的。那个被沙皇授予“贵族之子”的远证军恶魔哈巴罗夫,对中国达斡尔族人的残酷屠杀,永远以人类最丑恶的形象刻记在中国人的心中。
  总是先进的民族去发现落后的民族,因为发现的背后是掠夺和战争。弱小的民族埋怨现在流行的世界史是欧洲中心论,他们主张地理的发现应是相互的发现,这其实是弱小的无奈。美洲人反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说,提出欧美大陆相遇的新论,这缘于欧洲移民已将美洲建设得足够与欧洲抗衡,才使美洲的民族敢于同欧洲老祖宗叫板。如果是土著的印第安人试试看,他们还在为生存权而斗争,哪有力量管哥伦布的事情。
  十九世纪下半叶,探险家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地球不再有大片的空白去等着人类的发现,地图已被地理学家绘制得几近完美无缺,探险逐渐被考察所代替,征服者的武夫形象也渐渐被科学家的面庞所改观。历史已进入工业化的时代。
  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却依旧是外国探险家的乐园,这真叫人泣笑皆非。
  俄罗斯中亚探险队队长、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70年至1880年曾三次带队到中国探险考察,他对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西藏高原等做的探察,被称作是伟大的发现。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伟大一次?
  1880年,正是大清光绪六年,两宫太后听政,怜求俄国人退还伊犁的时候。可惜中国还处在中世纪的帷幕中,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奄奄待毙,如何伟大的起来?
  谁也不能否认探险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谁也不能否认探险家对失去主权国家的探险,不带有掠夺的性质。
  二十世纪初,以石油为能源的现代工业不但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石油,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宰割中国的西方列强在石油即金钱、权力的时代,是不会不将目光贪婪地投向中国的。但历史没有再偏袒西方,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将中华民族托出黑暗的中世纪,使中国人民在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前夜,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伟大起来。
  翁文灏,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组织者和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889年生于浙江鄞县,191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比利时鲁凡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他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所鼓舞,辞谢了国外的工作,毅然回国献身民族的地质事业。他作诗云:
  谢绝私交厚薪给,愿为地学启朝暾。
  吴兴泰兴俱同志,荜路篮缕何足论。
  吴兴、泰兴即指中国地质学的另两位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
  1921年翁文灏出任中国地质学家的摇篮——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同年,他率心爱的弟子谢家荣组成西北地质考察组,对大西北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中国人的首次科学考察。
  当翁文灏踏上河西走廊,穿越戈壁大漠时,是没有想到二十七年后,他会被蒋介石拉上行政院院长的位子,成为毛泽东的战犯,他命中注定是个大科学家,搞不成政治。陈毅说他,成了战犯,依然是书生。但他的西北考察却像祁连山一般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
  西北地质考察组对玉门地区的石油首次进行了科学调查。随翁文灏而行的晚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地质学奠基人的谢家荣,写出了中国人的第一篇石油地质报告,引起了中国地质学家的瞩目。
  此时的中国,风雨如晦。辛亥后北洋军阀的混战使经济本已落后的中国无力顾及玉门的开发,加之自然环境恶劣,路途遥远,无公路可通,令翁、谢师生的考察成果只能束之高阁。
  我们再读读俄国流亡者给哈里先生的那封信吧。
  这些靠乞讨过日子的流亡者是很可悲的,像是倒退了一个世纪,在探险的黄金时代,很有一些可怜虫专做出卖藏宝图的行当。这个中国石油湖的秘密来自何处,写信者并未注名,或许就来自那位伟大的普尔热瓦斯基本人。还有人推测来自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契夫。奥氏1892年曾横穿蒙古,经我国华北,到祁连山一带考察过。但这对哈里先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有一个石油湖,这个石油湖的发现将使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寻宝者都黯然失色。
  南山,即古人对我国大西北祁连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的地理概念。信中只言“南山一条山脉的山谷中”,没有点明方位,若寻觅山谷中的石油湖,只有踏遍数千公里荒无人烟的南山。世界上再没有如此诱人的宝藏,也再没有如此难觅的宝藏。
  哈里曾请他的友人进入中国大西北寻找石油湖,由于没有任何方位所参考,来人只有面对南山仰天长叹,毫无结果地返回了美国。
  据说哈里先生知道石油湖的大概方位,但直到他临终也没露出丝毫的秘密,只在他的一封信中提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询问一下肃州或湟源等当地的人民就够了。”
  肃州即酒泉。关于肃州产石油之说,自晋朝以来的中国古籍中便没有中断过。
  公元290年前后,晋朝人张华撰的《博物志》一书中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火泉,即是天然气苗露头燃烧的现象。
  北魏人郦道元的地理名著《水经注》记述:“酒泉延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燃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石漆,即古人对石油的称谓。这是最早记载中国人使用石油的文字。
  唐朝李吉甫着的《元和郡县志》记载的更加生动:“石脂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旺。水上有黑脂,人以草盝取用,涂鸱夷酒囊及膏车。周武帝宣政中,突厥围酒泉,取此脂燃火,焚其攻具,得水愈明,酒泉赖以获济。”石脂水,是古人对石油的又一称谓。周武帝宣政元年,即公元578年,中国人以石油为火攻武器,打败了突厥人的进攻,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次将石油直接用于战争的记载。
  北宋以后,对肃州石油的记载逐渐侧重于对石油的采集和利用。直至清朝末年,用掘坑捞采露头流溢的石油,已成为商品销售于甘肃境内。
  但古籍中没有关于石油湖的记载。
  那么湟源呢?
  湟源距青海省西宁不足百里,一条湟水河穿山透地自西向东流去,而它的西边百里之遥,便是明镜般的青海湖。古塞西宁的志书记载甚丰,遗憾的是均不见石油湖的踪迹。
  或许哈里先生在明修暗渡。
  那么再看看新疆。
  新疆地区关于石油油苗露头的记载很多。南北朝的《北史·西域传》仲介绍龟兹时便写有“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饣弟 饣胡 ,甚臭”的文字。龟兹国在今日库车县境内,地处天山南麓,与“南山”相距甚远。
  油苗露头最著名的当属今日克拉玛依市东北郊的黑油山。由于地壳的运动,使这里埋藏于地下的石油顺着地层的裂缝和岩石孔隙流出地面,轻质部分挥发掉,重质部分在地表漫流,与戈壁大风刮来的砂石相混杂后,固化、硬结,经过漫长的岁月,堆积成一座东西长五公里,南北宽一公里的沥青丘,当地人称“黑油山”,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便是“克拉玛依”。
  黑油山虽然巍巍壮观,但不是石油湖,距“南山”最近的距离也有一千公里,何况还隔着一座天山。
  迷人的石油湖啊,你到底在哪里?

外交家的隐密
我注意顾维钧,是在我收集资料的最后阶段。许多有关石油现代史的资料中都写有他的名字,这缘于他在1935年与另外四个人,向国民政府申请专探专采甘、青、新三省石油特许权。关于这段历史,我本想一笔带过,但我的思维不允许我这样。我对资料上那几行短短的记叙不满意,最起码我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私人出资开采大西北的石油?须知,那里还只有探险者的足迹,中国也没有石油大王。
  我在机关图书室尘封的角落里意外地翻到了一套精装的《顾维钧回忆录》,高兴得惊叫起来,唬得管理人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故。一百余万字的书翻了四个通宵,我又一次为我的无知而感叹:中国现代史竟有这样一位外交家不被我所知。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公使,政府外交、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请他出山,前后出任外交部长、驻法大使,国联中国代表团团长、非常任理事。他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在南京政府中,他是唯一没有派系关系的高层人士,全凭他在国际上的外交声望赢得了不可动摇的政坛地位。
  但阅读回忆录初始的兴奋,随着收获的渺茫而渐渐消失殆尽,并使我陷入更为迷惑的境地。我不断追问自己,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已被历史资料证实卷入了西北石油的纷纭中,可在他百万字的回忆录中为什么竟没有记录下一个字?
  我不得不查阅更多的资料,在蛛丝马迹中寻找这段历史的踪迹。
  1934年7月,顾维钧自驻法公使的任上回国度假。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与蒋介石的会面,以及在青岛、上海与亲朋故友相聚的情况,除此便是关注时局,阐述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对世界形势的评论比蒋介石客观的多,也正确的多。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对日本政府无理的要求不能一让再让。但蒋介石只要求他做好中日和谈,理由是给他几年时间打败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可顾维钧坚持他对日备战的思想。
  下面,我们便只有通过其它资料来解顾维钧“避事”之谜了。
  1935年7月12日,顾维钧、周作民、钱永铭、严恩梄 、张盛隆等五人联名呈文国民政府实业部,请求特许专探专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申请的理由是极充分的;中国的油料生产几乎为零,每年进口需耗资一万万元之巨;发展民族工业,才是自强自立之本。
  实业部长陈公博接到呈文,不敢怠慢,立即电告正在成都指挥“剿共”的蒋介石。
  这五个呈文的人在三十年代都是中国的闻人。顾维钧自不消说,周作民是金城银行董事长,钱永铭是江浙财团的首领,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严恩梄 、张盛隆均是南洋首富。还需点出的是,严恩梄是顾维钧的姻兄。
  1935年8月7日,蒋介石复电陈公博,同意顾维钧等五人的申请,但提出四个限制条件:
  甲、该地地临边陲,油矿开采务必全用华资,以免引起意外纠纷,万一查有洋股,所得权利完全无效。
  乙、在平时或临时,皆须遵守中央政府所颁之法律及命令,各种运输方法皆须先得政府核准。
  丙、关于该处地质情形及探采炼等方法,须与资源委员会随时接洽。
  丁、有必要时政府得派员监察或指导。
  陈公博接到蒋介石的电文后,具此向行政院送上提案,行政院因有委员长的详尽指示,很快做出决议,将提案送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等五部,会同经济、军事、资源等三个委员会审查。五部三会审查后写出报告,转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核定。中央政治会议核定后,于1935年11月1日发布国民政府“秘字第82号训令”,正式批准了顾维钧等五人的申请。
  孙中山生前是极力主张矿业国营的,此番蒋介石将石油开采权交私营承办,虽约法“四章”,仍免不掉“违训”的行为。如此大的国计民生之事,从申请到批准,仅用三个半月时间,速度之快,令人咂舌。这虽然有赖顾维钧的名望和人际关系,但国际云涌的战争危机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国力增强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事情的关键。
  这对顾维钧来说,应该算一件人生大事,可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不愿提起呢?我在解此谜之初,曾以为天下的圣人都不愿世俗之徒知道自己的瑕疵,德高望重的外交家去经商赚钱,总是个被人嗤之以鼻的事,所以避之不谈。问题绝不这样简单。
  顾维钧获得甘、青、新石油开采特许权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煤油采矿公司筹备处”,并聘请美国石油地质专家马文·韦勒和弗雷德·萨顿组织考察队赴西北考察。
  47年后韦勒博士的女儿哈莉特·韦勒将韦博士在中国西北考察期间写的家书和考察情况编纂成书,公布于众。我得到了这部书。
  在韦勒博士的信件中有这样的记述:
  顾维钧博士为首的一批中国首富已在中国西北数省享有石油开采权。……一位加拿大人作为中国人的代理人已经同纽约的美孚石油公司接洽,商谈美孚石油公司参加该地区石油资源的开采问题。因为对美孚石油公司在该地区开采石油已作出何种允诺毫无所知,所以他们要求先得到第一手的报告,然后再商谈合作问题……虽说我是被中国人直接雇佣的,但我却是美孚石油公司的雇员,并且从该公司领取薪俸。……
  ——1937年1月8日
  按原来的计划是要乘一艘快轮的……但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另外两个人已经订了这艘快轮的票,公司觉得如果四个人在一起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1937年2月11日
  昭然若揭!
  顾维钧不但在这特许权事件中依靠美孚石油公司,而且可能还有不被人知的“允诺”。这些作法与“82号训令”中蒋介石的要求大相径庭,难怪顾博士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了。
  在韦勒的信件中,我还读到这样一段稍纵即逝的话:
  ……我们到中国大使馆去会见顾维钧博士。……我们很快发现,他对于野外地质考察将做哪些工作和应该做哪些工作知道得很少,可他认为我们考察的地区虽然相对来说不很大,但我们应尽可能地覆盖更大的地区……
  1936年1月,中法外交使节升格为大使,法国总统特别要求中国政府任命顾维钧为第一任驻法大使。这年3月26日,顾维钧结束度假,返回法国上任。韦勒见到顾维钧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从韦勒信件中的上述文字中,我产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受人尊重的外交家为什么会冒着舍弃名节的危险,对那些荒凉的不毛之地发生兴趣?那片亚洲的腹地约占中国五分之一的面积,顾维钧为什么说考察的地区“不很大”?
  结论只能有一个:顾维钧早已有了确定的考察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是哪里呢?
  韦勒到中国后的第一个晚上,严恩梄宴请了他和萨顿,作陪的客人中除了周作民和负责这次考察工作的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代理人史悠明外,竟还有那位“石油湖”信件的持有人哈里·赫西先生!
  韦勒说,哈里“在北平设计并修建了最大的协和医院,是顾维钧的好友。”“他对中国西北部的石油资源很感兴趣,而且曾花费大量私人经费来搜集有关石油资源的情况”。
  不久,在韦勒的信件中便出现了记述“石油湖”的内容——
  ……我们得到一项未经证实的消息,据说在甘肃和青海的边境上接近青海湖的地方,有大片地区渗出原油。如果这一消息属实(这是从俄国人那里透露出来的),该地区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地区。据说这一地区面积达250平方英里,其中一半据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石油湖,湖上挥发的气体十分强烈,以致使人感到窒息……
  毋庸置疑,顾维钧从哈里手中获得了石油湖的秘密。顾维钧的目标就是神秘的石油湖。
  我们可以从韦勒的信件中勾勒出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里隐去的一段秘情了:
  1934年6月,顾维钧回国度假,各界名流仰他的名望,纷纷来他的府邸拜会。哈里·赫西在中国旅居25年,是顾维钧的旧识,自然也来拜望,但他却另有所谋。石油湖的秘密一直折磨着他。他老了,已不可能独自获取石油湖的财富,他必须尽快找一个可以将这个秘密变为现实的中国人。他选中了顾维钧。顾维钧深谙石油在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地位,禁不住被哈里的石油湖所打动,随即找到四位在银行实业界的亲朋好友商谈此事。面对滚滚财源,几位富豪一拍即合,很快便向政府呈文申请特许权。特许权批准后,顾维钧凭借与美国各界的人际关系,不久与美孚石油公司联系上,并开始了合作的谈判。直至他1936年3月度假结束后在法国大使任上,仍指挥着特许专探专采西北三省石油的筹备工作。
  一切都在幕后进行。
  但我的以上言辞是否对顾博士太苟刻了?
  他或许是为了中国在未来的中日之战中,因为石油而处于强者的地位。
  他或许是为了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因为石油而处于领先的地位。
  我愿这位有功于民族的逝者洁白无瑕。
  无论如何,找到石油湖,世界的目光就会投向中国的大西北!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寻找石油湖
玉门石油城的公园里耸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镶嵌着一幅遗像。这位受尊重的人叫孙键初,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家。他很不幸,1951年正应他大展宏图的时候,死于煤气中毒。
  孙健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1926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工科采矿专业。1929年,孙健初以他杰出的地质工作,赢得了翁文灏的赏识,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1935年,他率西北地质调查组,完成跨越祁连山,考察甘、青两省的壮举,令中国地质界为之振奋。
  1937年3月,韦勒和萨顿到达中国后,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为便于开展西北地质考察工作,报请实业部派一位中国地质家同往。中央地质调查所属实业部管辖,实业部部长吴鼎昌便通知地质调查所派员。此时,翁文灏已赴英国参加英田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所长职务由副所长二十年后发现大庆油田的首位功臣、地学泰斗黄汲清代理。以孙健初的来历,黄汲清认为,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适合此项工作。正是由于黄汲清的这一决定,成就了孙健初中国石油地质学开拓者的地位。
  黄汲清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接到命令后,深感此事非同小可,即郑重地与中国煤油探矿公司代理人史悠明以及他们聘请的美籍专家韦勒与萨顿会晤。经协商决定组织一个以公司为一方,以地质调查所为一方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并达成协议:1、野外工作费用由公司方负担;2、所方负责与地方机构联系,并提供各种服务人员和服务事项;3、调查研究成果必须写成报告,首先交地质调查所一份;4、野外采集的标本、化石必须交地质调查所研究保存,重份的可由美国专家携带出国。
  黄汲清对此事的处理无疑是爱国的行动。辛亥革命后,爱国的地质工作者深感国门洞开对祖国矿产资源的危害,自觉行动起来维护国家地质考察的主权。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后,对外国人来华进行探险、考察的活动开始进行国家保护措施,对考察的成果和标本实行首选拥有权,从而结束了外国人把中国作为探险家乐园的历史。
  但是,从韦勒记述的考察活动看,由于代表政府的实业部并不重视考察主权,只请地调所派员协助,致使孙健初在考察中只处于次要的地位。
  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随即成立,队长史悠明,队员韦勒、萨顿、孙健初。史悠明为民国初年外交家,曾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秘鲁公使,后进入金融界。
  1937年7月5日,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出发了。
  对于这次探险考察,史书无任何记载,我们只能从韦勒的书信中得知详情。他写道:
  我们的考察队终于出发了,一共有驮运装备物资的骡子20匹,另有马和骡子共5匹供骑用,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史悠明和工人的行李。我和弗雷德、孙健初3人骑着牲口,4名工人轮流乘两匹骡子,另一名工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改装的出租车跟随行进,以便记下路程的远近。
  沿途中国西北的风情,深深吸引了韦勒。他发现中国少数民族的古朴多姿,不但令他的西北之行意想不到的有趣,而且获得了除地质之外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回族人的鹰钩鼻和多毛发,他认定有着西方人的血统;他还为看到带面纱的妇女而惊喜,肯定地说,这是土耳其语系的民族居住在中亚细亚的一个分支。他对中国普通百姓的脏虽有微词,但表示理解;反之对有钱人无抑制的打麻将却深感厌恶。
  试探队于7月2日到达西宁。他们的目的是去青海湖,因为哈里将石油湖的方位大致定在青海湖的附近。
  由于顾维钧的面子,对这次考察活动国民政府专门发文,要求西北各省地方政府全力协助试探队工作。在兰州,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亲自接见他们。孙键初还通过贺耀祖弄到一份省政府签发的军用地图。但孙健初担心青海的马步芳,马步芳作为土军阀,并不看重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否允许试探队进入青海考察实属未知,1935年,孙健初在进行西北地质调查时,就因为马家军中的甘肃马步青的阻挠,而未能对玉门石油进行考察。没想到,试探队刚到西宁,马步芳已派代表在城东门等候,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好的旅馆。
  15日,马步芳在他的官邸接见了他们。韦勒有如一位“天方夜谈”中的朝圣者去拜见阿拉伯的国王,心绪亢奋。会见充满了神秘的东方情调。会客厅的地上铺满东方地毯,色彩鲜艳而亮丽,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上,有一把很像北平皇宫里的皇帝宝座的椅子。马步芳在会客厅接见了试探队的队员,他不但同意了考察的全部计划,而且还同意派军队做试探队的保卫和向导。这真令试探队的全体队员喜出望外,因为马步芳的赞同态度,就预示着今后的甘、青两省考察将畅通无阻。
  试探队于7月27日进入湟源河谷。这里是最有希望出现石油的地方。他们沿河谷考察,直达青海湖。
  青海湖是座名副其实的“蓝色的海”,湖水深邃碧绿,微风吹来,掀起阵阵涟漪。远处则卷起串串白色的浪花。湖面浩瀚无际,甚至连对岸的山头也看不真切。南边是青海南山,向北到湖边一直是缓坡,在湖水的映照下,远近迷迷蒙蒙全是绿色。这是韦勒眼中的青海湖,他伫立在湖边,兴奋异常,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了。
  试探队在一条入湖的小河边扎下帐篷。韦勒和萨顿一顶,史悠明和孙健初一顶,五名马步芳的护兵一顶,驮夫们共住一顶大的,还有两顶作为厨房和饭厅。当六顶帐篷竖起来时,远远望去,俨然成为荒原上的一座帐篷城。
  他们开始在青海湖周围进行考察。
  湖面上有一种奇特的野鸭引起两位美国人的兴趣。这是一种个头很大的野鸭,胸部呈黄褐色,背部从前往后逐渐变为灰色,最后到尾部变为黑色。两翅根部为白色,中间泛着彩虹般的暗绿色,翅梢则又变成纯黑。为了得到这样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鸭,韦勒和萨顿骑马绕湖追猎。好象湖神对美国人的亵渎行为不满,令湖边的蚊子不停地袭击他们。轰赶不走的青海蚊子叫韦勒烦燥而无奈,就在他颓丧地要放弃捕杀时,萨顿猎到了一只野鸭。
  一天,他们发现了一条小溪边的一个洞里有鱼,便用脸盆淘水,想淘干捕捉它们,但未能如愿。于是又用力将水搅浑,使受惊的鱼纷纷浮到水面。士兵和驮夫立即下水捕捉,竟捉到了十余条。这种鱼有一英尺长,令萨顿吃惊的是鱼的全身没有一片鳞。士兵们说,这是有名的青海湟鱼。鱼成了队员们丰盛的晚宴,但无鳞令韦勒厌恶,竟拒绝进食。
  在对青海湖周围的考察中,他们不断遇到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困难,丢失了马匹,还遭到土匪的袭击,但都未能阻挡试探队的前进。对两名美国人来说,考察生活的艰苦与危险反而是有趣的;不能忍受的是跳蚤的折磨,这令他们彻夜难眠。一日清晨,不堪忍受的韦勒起身,一气捉了十个,而随之加入围歼跳蚤之战的孙健初在袜子上便捉了近二十个。
  令人沮丧的是,一个月后,当试探队结束青海的考察时,是失望地离开的。这里不仅见不到那神秘的石油湖,甚至连石油生成的条件也被否定。他们在考察报告中断言:“这一地区已无进一步考察的价值。”
  只有寄希望于祁连山北麓。
  9月19日,试探队到达甘肃肃州,即今日酒泉。两年前,孙健初曾来到这里进行地质调查被马步青阻挠,这次因有国民政府的电令,马步芳又在青海做出欢迎的姿态,使肃州的马家另一位土军阀马步康很客气地接待了试探队。
  试探队在肃州做了休整,补充了生活用品。与青海的考察不同,肃州以西,过嘉峪关后,不但人烟稀少,而且缺少水源,为此,他们购买了八匹骆驼,以便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做负重之用。
  10月2日。试探队离开肃州。因为肃州自古便有石油苗露头的记载,所以这次考察的目的和路线都很明确。孙健初骑骆驼,两位美国人由于不习惯骑骆驼,仍旧骑马。史悠明因在兰州联系内地情况,此次没有同行。
  他们沿着祁连山麓向西,考察所有传闻中渗出石油的地方,但都不是美国人所期望的。
  十月的祁连山下已开始进入冬季。祁连主峰全为白雪覆盖,每当夜晚明月高悬时,月光射到山峰上,与雪光交相辉映,如同白昼一般。主峰虽是神女般地迷人,山下却是魔鬼的领地,晴朗的天空会突然彤云密布,呼啸的北风卷着雪花向试探队凶狠地打来,即刻,雪花又会变成绵绵细雨,落到身上,结成一层薄冰。
  当我读到韦勒在祁连山下的帐篷中写就的家书时,我深切地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地质学家更难以承担的称号,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牺牲自我的决心,没有用苦难换取收获的意志,是无论如何也戴不上这顶桂冠的。
  由于是依山考察。试探队没有走嘉峪关,直到10月12日才跨过长城。孙健初找到一位蒙古族头人,送给他一块茶砖做报酬,请他作向导,带他们去石油河。
  石油河是肃州玉门县境内一条由祁连山雪水汇集而成的小河,因为两岸自古便有石油从崖缝中渗出而得名。自清同治年,这里便开始有人采集石油作为商品外销,做照明和车毂的润滑用,是肃州石油产量最多的地方,因此成为试探队西北考察最有希望的目的地。
  10月15日,试探队到达石油河畔。
  韦勒写到:
  这是一片高地,比山下的石油河高出350英尺。在高地边沿可以俯视石油河,它从河床的鹅卵石上咆哮着流淌过去。在河面以上100英尺处的高地上有一座濒于倾圮的红色小庙,以下的戈壁滩全被石油浸成黑色。
  韦勒笔下的小庙,便是数年后闻名于世的老君庙。
  在河边,有一座石头搭起的小房子。他们便走下河谷,去造访房子的主人。里面住着三个人,一个是十来岁的孩子,穿著极破的羊皮袄,浑身沾满了黑色的原油。韦勒说,只有用沙纸才能清除这孩子身上的油垢。这三人便是石油河畔的采油人,他们每天用长柄勺将地下浸出的石油舀出来,收集到桶里,再用毛驴驮到崖上,倒入油池,等待城里来的牛车装运到外地卖掉。
  四个月漫长的跋涉,试探队终于见到了石油。他们在石油河的周围地区考察了七天,七天的考察,希望与失望相悖相存。
  失望,是因为两位美国人没有找到那令人神往的石油湖——
  考察队经过湟源或肃州,都曾询问过当地人士,但没有获得有关石油湖的任何消息……石油湖是存在的,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前往这一地区考察的任何考察团都不曾提到这样一个地方,而且深入到南山开采金矿的中国人对此也毫无所知。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或者这一报告纯属骗局,以便从赫西及其友人手中得到好处,或者是对石油河做了过分的夸大。
  ——摘自《本地区考察报告》
  历史证明两位美国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此时,哈里·赫西已到天国。
  但孙健初却感到如释重负。玉门之行,不仅补充完成了他两年前未能完成的地质调查,而且对玉门的石油资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他与两位美国人共同编写的玉门地区地质考察报告中,满怀希望地写道:
  “目前已可断言,石油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

地质家的信念
以往对1949年以前的玉门油矿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写玉门油矿要搞清楚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发的?它是民族经济,还是官僚、买办、帝国主义资本?是资本家去发财,还是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为抗战献身大西北?
  ——摘自原玉门油矿副军代表、原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的采访笔录
  地质家的信念
  正当试探队在大西北的荒原上风餐露宿,为石油奔波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1937年11月20日,南京政府通电中外,迁都重庆。12月13日,就是试探队结束西北考察回到兰州的第三天,南京陷落。
  半壁河山沦陷敌手,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
  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起反抗!
  历史学家在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这是场为资源而战的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耶金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巨著《石油·金钱·权力》一书中,更坦直地说,是为石油而战。
  石油,成了一个国家国力和战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中国的燃料油基本上依赖于进口。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抗战后方仅剩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信道与外界联络,洋油一时断绝,中日两国军队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大的差距。
  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人民想尽了一切办法。当时,常可以看到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烧木碳的汽车。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还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大西南相继建造了62座酒精厂,但由于质量不高,对发动机的腐蚀非常严重。
  翁文灏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早在1933年就开始了植物油提取动力燃料油的研究。很巧,由于战争,西南盛产的桐油无处销售,此项研究成果正好利用,翁文灏便着手组建植物油提炼动力油料厂,大量收购桐油,用以提炼能够替代汽油的燃料。此种方法在经济上损失是巨大的,但即使如此,仍不敷战时之用。
  中国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
  大地质学家翁文灏此时已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
  翁文灏的一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知识分子对政治驽钝的本质,使他又不能不走上这座最终毁灭他的舞台。蒋介石上台之初,为了巩固政权,多方笼络各界贤达,翁文灏与他是同乡,自然成为他的首先拉拢的名士。翁文灏先以母逝为由,推辞了蒋介石给他的###长之职;1932年10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上庐山讲学,在一次相谈甚洽的会晤中蒋介石又请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文灏再一次拒绝,他表示,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他最好的职位。
  人生总有不以意志左右的事情发生。1934年2月,翁文灏到浙江考察地质,中途出了车祸,头部受重伤,命在旦夕。蒋介石闻讯后,调集全国名医对翁文灏组织抢求,并将全部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半后年,翁文灏居然死里逃生,健康得到完全恢复。善良的翁文灏不能不感恩图报,随后的十五年,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一切任命,办了蒋介石要他办的一切事情,直至1948年就任蒋政权倒台前的行政院长,上了共产党的“战犯”名单。虽然他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于1951年回到祖国,但他在中国现代科学领域所焕发的光芒因此而蒙上尘垢,逐渐被历史所淡忘。
  站在历史的角度,翁文灏在日本人面前仍是位民族的英杰。当汽油成为抗战最为匮乏的物资的时候,他立志要找到中国人自己的石油,为此,他想到了十六年前携弟子谢家荣的玉门之行。
  此时,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已暂迁武汉办公,就在翁文灏思考玉门石油的时候,恰得到韦勒、孙健初抵达武汉的报告,他立即召见他们。孙健初向老所长递交了西北地质考察报告。翁文灏边阅读报告,边与他们讨论报告中的内容。第二天,他们又谈了半天。此后,翁文灏又独自深入地研究这份报告,最终下定决心,再次召见孙健初。
  翁文灏语重心长地问:“子干,如果我们现在着手勘查玉门油区,你以为如何?”
  孙健初回答:“抗战军兴,海路多被日军封锁,洋油来之不易,如果我们开发玉门,当有功于抗战,利之于民,价值无量。”他遂向翁文灏请缨,“吾愿作开发玉门的一员。”
  翁文灏为他有这样的部下而自豪。他向孙健初表示了开发玉门油矿纵有千难万险,也要功成此业的决心。他接受了孙健初的请求,要他立即着手做赴玉门实地勘探的准备。
  翁文灏在他的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资源委员会决定开发玉门油矿后,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收回顾维钧的开采特许权,二是找周恩来商调钻机。”
  试探队的甘青考察结果,不但令石油湖的幻想破灭,而且地下石油前景也令梦想发财的富豪们失望,加之抗日战争爆发,私人开采西北石油已成空谈。借此机会,翁文灏以“少川等未照契约如期探采”为由,用经济部的名义将探采甘青新三省石油特许权收回。顾维钧未作任何阻挠,即同意了经济部的收回令。
  1938年6月12日,资源委员会在汉口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任命严爽为筹备处主任。
  此刻,翁文灏最为头疼的是钻机。连年内战,国库竭蹶,偌大的资源委员会谈得上现代二字的石油钻机仅有五部,两部在四川,正在勘探油气田,三部在陕北,1935年被共产党接管。
  有必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1932年11月,蒋介石自任委员长,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笼络名流,巩固蒋介石自感底气不足的权力。在庐山上,蒋介石曾拉翁文灏作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被翁文灏拒绝。一个月后,蒋介石将这个委员会的牌子正式挂起来,硬下委任状,拉翁文灏作了秘书长。委员会下设八个国防设计研究机构,包容了国家建设的所有方面。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随着蒋政权的巩固,完成了它的使命,于是易名资源委员会,专掌国土资源的调查、开发。国防设计委员会能够保留国土资源调查、开发这个职能,不能不说是翁文灏的作用。
  翁文灏虽被蒋介石任命为秘书长,却不去南京作官,仍在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他毕竟是一位大科学家,虽不愿作官,却不拒绝利用权力去实现他的“科学救国”梦。利用地质调查所的技术力量和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权力与财力去开发国家的资源,这不啻最好的选择。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就是勘探开采陕北石油,此举可见地质学家翁文灏的雄才与远见。
  恰逢我们这部作品中将写到的另一位旷世奇才、现代著名实业家孙越崎留洋归来,翁文灏便力荐孙越崎主持陕北油矿的开发工作。留学欧美的孙越崎深知石油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国防建设的份量,慨然赴任。
  陕北延长一带的石油早在班固的《汉书》中就有记载,北宋沉括的《梦溪笔谈》中更有详细的描述。本世纪初,清政府曾聘日本人做技师开采陕北石油,因辛亥革命而放弃;袁世凯当政时,与美国美孚公司合办油矿,又因反袁斗争迫使美孚公司放弃合办。从此,陕北石油只有零星的开采,到1934年,只剩一口油井出油,日产150公斤。1932年,翁文灏曾派以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大师的王竹泉、潘钟祥到陕北进行地质调查,发现了永坪、延长储油构造,成为当时地质调查所掌握的我国最有希望的石油资源,为此,也成为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后的第一投资目标。
  壮志凌云的翁文灏寄希望于陕北石油,也寄希望于孙越崎。
  1933年9月,孙越崎带领后来成为玉门油矿开拓者的严爽,骑毛驴上了黄土高原,做开发前的考察工作。黄土高原上千山万壑,举步维艰,望着无路可觅的山野,孙越崎深感在此地创办油矿的艰难,但他似乎听到了日军越过长城的铁蹄声,决心全力相搏将陕北石油采出奉献给国家,以灭敌焰。他撰文说:“油渴如我国,复值此大战前夕,铁血油血相需殷切之时,苟其地有一线储油之希望,当应尽搜索试探之动能。”
  1934年7月,正是酷暑难当的季节,孙越崎率领他的部下严爽、董蔚翘、单喆颖、张心田押运三部在上海订做的钻机,渡过了黄河。旧中国的道路如同贫穷的人民一样,匮乏得几近原始状态,当孙越崎站在黄河边上,准备将机器运向延长时,漫漫的黄土高原上仅有蜿蜒的羊肠小道呈现在他眼前。如何教这100多吨的机器翻越绵延的岗壑?
  孙越崎不愧是越过崎岖之路的人,他之所以一生能够成就实业家的事业,就因为他有着一般旧知识分子所缺乏的应变困难的能力和智能。他先找到当地的县长,请他派人去各村找民夫。县长说老百姓让官差拉怕了,找不来。于是孙越崎贴出告示,写明凡来干活儿的都给工钱,并且先给钱,后干活儿。农民见到告示后,蜂拥而至。孙越崎很快雇到了266名农民,298头骡子,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运输队伍。他身先士卒,带领运输队在黄土高原上骡驮人扛,昼行夜宿,每日行程四里,历时57天,终于将钻机运到延长井位。
  十天后,严爽担任第一钻井队队长的101井出油,日产吨。这是中国人完全以自己的力量打出的第一口出油井。
  出油的第二天,孙越崎就架起了原始的卧式锅炉,采用蒸馏的方法,炼出了柴油。随即孙越崎用自己炼出的柴油启动柴油发电机,向北京的翁文灏发去了报捷的电报。
  七个月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攻占了延长,油矿于是归共产党管辖。此后虽然生产继续,产量很少,钻机基本在闲置。
  这是开发玉门油矿唯一可以利用的钻机。
  但能否调出,翁文灏深感忧虑。此时,周恩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正在武汉。翁文灏只有求助这位促进国共合作的周公。他亲自拜访周恩来,请求共产党方面能够将延长的两部钻机调动到玉门,支持玉门石油的开发工作。
  周公心胸坦荡,爽快地答复翁文灏道:“这是关系到支持抗战的大事,我们一定全力支持。”
  此话如春风拂面,不仅使翁文灏绝处逢生,而且使他铭心刻骨。十三年后,当他流落海外,寄宿他乡时,就因为这句话对周恩来产生的信任,才使他以“战犯”之身重踏神州。
  6月18日,资源委员会正式致函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介绍甘肃油矿筹备处代主任张心田联系调运延长钻机。由张心田代严爽之职,是由于翁文灏任命严爽之时,严爽还在美国留学,正在做归国的准备。
  经周恩来同意,张心田前往陕北,在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帮助下,两部冲击式钻机于10月初运抵咸阳,中共方面还选送了一批熟练的石油工人随钻机赴玉门参加开发工作。应该指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接管延长油矿后,仍继续着生产,产量虽微,但解决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不少困难。周恩来送钻机之举,体现了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意愿。
  翁文灏心中的块垒摈除了,开发玉门石油即将成为现实。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翁文灏不能不为他虽然从政,而仍能将理想付之实际所欣慰。他为此作诗云:
  近代文明破纲罗,飞机坦克勇如何。
  西邻物力强堪佩,中亚封疆美可歌。
  喜有天山镇朔漠,庶看春气度黄河。
  玉关未闭边陲界,杨柳三千路正多。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又见石油河
1994年春节前夕,我给海内外四十余位耄耋之寿的老人发去了求访和笔谈信函。
  初五上班,我刚落座,电话铃便响起来。话筒中传出的是一个苍老而混浊的声音:“我是靳锡庚啊……93岁了……你来你来……我要和你谈……”这声音有如一颗重弹冲击我的胸,手握着话筒,呼吸骤然变得沉重急促,奔腾的心血直至对方已无声响,依然没有平静下来。我万没有想到,当我决心揭开这段历史之谜时,第一个给我回音的,竟是这位开发玉门油矿先行者中硕果仅存的九旬老人。
  窗外刮着砭骨寒风,地下积雪已成薄冰,但我无法控制拜访这位元###者的心情,立即揣起采访本,登上自行车,顶风到学院路的石油勘探研究院,朝拜这位传奇人物。
  老人的步履如我预料的那般蹒跚,听力不足,眼睛因青光眼只能平视眼前的一小块地方。他孩童般地希望我听完他所叙述的一切。我知道,他就是一部历史,他可能会像所有他这个年龄的老人一样,毫无头绪地叙述自己的人生,但每句话都可能是不会再重现的历史资料。在以后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位老人,无论职位高低,都像靳锡庚一样,希望我倾听他们对那段历史的描述,那是他们人生的辉煌,是他们理想的结晶,是他们生命的寄托,是他们对祖国的挚爱。他们企望着这段历史不要被遗忘。
  我理解这些老人,因而同意了靳锡庚的意见,但又像领导一样,要求他每次只讲两个半小时,中间休息二十分钟。他又孩童般地一笑,同意了。
  当他开始回忆后,我惊住了。他的思路如年轻人一般清晰,竟还记着五十五年前钻井工程的数字元,以至精确到小数点以后。
  理想与事业啊,真是块无法测知的魔石。
  靳锡庚,字寿山,1900年出生在河南杞县邢口村一个士绅之家。16岁娶了位长他四岁的妻子。他说,就因为娶了这位姐姐似的妻子,才有了他一生的成就。他不愿读书,父亲打他也不读,但有了媳妇后,愿意读了,原因是妻子极温柔,虽然目不识丁,却知道读书的益处。她用柔情劝他读书,感化了他的心。妻子为她的柔情付出了巨大代价。靳锡庚自22岁考入省立中学高中,到33岁于焦作工学院采冶系毕业,她独守空门,养育着四个女儿,青丝染霜,少妇如同老妪一般,等丈夫学成归来,她已命归黄泉。
  妻子去世后,靳锡庚将四个女儿托给岳母,毕业后独自一人到焦作煤矿工作。
  1938年5月,日本军队攻占河南,靳锡庚不愿作亡国奴,流亡西安。经同学介绍,他到同官(今铜川)煤矿做勘探工作。10月,他完成了那里的勘探任务,回到西安,向他的老师陕西建设厅厅长高伟伯汇报。
  高伟伯正盼望他的到来。见到他后说:“寿山,你回来得正好,有一位孙健初先生要见你。”
  “有什么事吗?”
  “他要邀你与他到甘肃酒泉勘探石油,不知你可愿意?”
  靳锡庚正为今年的工作发愁,听说去西北开发油矿,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
  孙健初是10月初到达西安的,他要从这里出发到玉门完成翁文灏交给的任务。临行,翁文灏要给他配一名懂测量的助手,为了能在大西北那种艰苦的环境中相互配合工作,副所长黄汲清请孙健初自己选择助手。到西安后,他找到老同学高伟伯,请他帮助介绍一位助手。谁知,找了几位,一听说是到大西北的戈壁上去工作,均摇头辞谢。失望后,高伟伯想到了从乡下走出来的靳锡庚。现在,靳锡庚表示了愿去西北的态度,这令高伟伯如释重负,陕西若无敢为国赴难的豪士,他真要无地自容了。
  第二天,高伟伯领孙健初到靳锡庚的旅店住所见面。
  “靳先生,西北工作艰苦啊。”孙健初请靳锡庚再考虑。
  “孙先生,”靳锡庚说,“日本人把我的家乡都占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再艰苦的工作我也不会畏惧的。”
  孙健初紧紧地握住了靳锡庚的手。靳锡庚说,这一握就定下了我的终身,从此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
  九十老翁记得极清楚, 这天是1938年10月13日。
  在与孙健初一握后,靳锡庚不忍将四个女儿抛在日寇的铁蹄下,又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回到杞县将四个女儿接到西安。父女五人随孙健初踏上了西行的旅程。
  我们要谈谈严爽了,他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打出第一口出油井的中国人,是应该进入史册的。
  他1896年生于江苏泰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关于他追随孙越崎到陕北开发油矿的壮举,我们前边已有介绍。但在刘志丹接管(传统说法是“解放”)延长油矿后,他的行踪则成为石油史上的一个谜。刘志丹去时,孙越崎已被翁文灏派去管理焦作中福煤矿,延长油矿由严爽代理,因此严爽必在红军手中。但后来怎么又到美国去了呢?为了搞清这段史实,我对每一位采访者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向我推荐了一位89岁的长者单喆颖先生,说单先生当年与严爽同被刘志丹解放,以后又到玉门油矿担任机厂厂长,应该清楚此事。
  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我才与在淮南煤矿度晚年的单先生联系上。他给我回了四封信,纸上的字已呈无笔体的虚弱状,我揣度,这位老人是以怎样的毅力来完成这项叙史工作的,一定是在用生命来写。
  1935年夏,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接管延长油矿后,将严爽关押到瓦窑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生产,又将严爽放出,请他担任延长油矿的技术主管。为留住严爽的心,又将一位根据边区政府新婚姻政策与地主丈夫离婚的原地主的侍妾嫁给了严爽。好心的严爽接受了这位妻子,而他的原配妻子此时在上海正带着两个女儿日夜盼望着他的归来。陕北妻子为严爽生了两个儿子,张心田到陕北调运钻机时,将她带到玉门与严爽团聚,不幸的是,在生第三胎时因难产,加之医疗条件简陋,故去。
  对于严爽是如何从陕北到美国的,众说纷纭。一篇文章说,边区政府对严爽是来去自由,但未提如何自由出走之事,只说严爽担心不能专事矿业,经领导同意离开延长。台湾有文章说,严爽是在陕北妻子的化装掩护下出逃,这似乎也很离奇。单喆颖在给我的信中则这样写道:
  1936年底,东北军攻占延安。当时我在中央石油厂永坪矿作副厂长,接到中共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指示,让我们撤退到延长。正在准备行装时,东北军已派人来,让我们去见一位吴师长。吴师长说,受南京资源委员会的委托,令你们回南京。于是,永坪矿所有外来人员随东北军到了延安。当时严爽正在延长。东北军未到延长,红军已撤,工人们得知永坪员工被东北军接走,怕失业,遂簇拥着严爽第二天也来到延安。到西安后,资源委员会发钱遣散工人,只剩下我和严爽二人到焦作去拜见孙越崎。不久,严爽被资源委员会派到美国深造,以备后用。果真一年后,翁文灏电召严爽回国,委以了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的重任。
  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在兰州相会了。他们在兰州做物资上的准备。一年前,试探队完成甘青考察回到兰州后,两位美国人因战争爆发,匆匆离开,有心的孙健初则把考察的物资全部寄存在兰州。这批物资对已失去开发西北石油兴趣的顾维钧仅是微不足道的损失,甚至早已忘掉,而对开发玉门油矿的先遣队,则如雪中送炭一般。
  11月28日,他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沿着刚修建完毕的简陋的兰新公路,从兰州颠簸着向酒泉进发。
  河西走廊早已没有了昔日丝绸之路的繁华,戈壁连绵,飞鸟不见,寒风飒飒,黄沙滚滚。靳锡庚的四个女儿在卡车上冻得缩成一团,他只得心疼地将小女儿搂在怀里,无言地安慰女儿的心。
  12月4日到达酒泉,将筹备处设在三官楼街。
  靳锡庚租下筹备处对面刘兴国家的一间房子,安顿下女儿。他答应教刘兴国测量技术,这使女儿得到了更好的照顾。
  酒泉恐怕是当时中国最穷的城镇,靳锡庚去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仍看到许多人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到夜晚烧热了炕,就光着身子躺在炕上。没有菜吃,全城寥寥几个卖菜的同做着鸦片生意。靳锡庚的四个女儿有两条被子,算是富裕人家。他和孙健初一起搭伙吃饭,他的四个女儿则自己做饭吃。
  在酒泉先遣队又招了几位测量工,靳锡庚作他们的老师。
  1938年12月23日,先遣勘测队出发了。中国石油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工人刘万才、宿光远、邢长仲、刘兴国,还有一名驮夫。22峰骆驼,驮着他们和物资出嘉峪关,向石油河走去。
  “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祁连山上银装素裹,祁连山下荒漠黄沙。苍凉凄寒的穹隆下,万物皆空,唯有这支驼队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艰难地跋涉着。
  这里听不到中国军民与日寇激战的枪声,但这声声驼铃同样昭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不可动摇的意志。
  1938年12月26日,这是中国石油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开发玉门石油的先遣勘测队于黄昏到达了石油河畔的老君庙。
  这座老君庙不知建于何年,只传闻是来石油河淘金的人修建的。当年孙健初欲来酒泉考察,马步青坚决阻止其行,就缘于石油河沙金之故。但现在天寒地冻,已不见人踪。小庙仅10平方米左右,敝橼陋瓦,一派颓败的景象。庙内供着一座泥塑的老君像,彩漆剥落,尘灰遮面,不知香火断了多少时日。唯一可见人类还在关照老君的,是后倾欲倒的像后有一堆支撑的鹅卵石。这位老君是断然没有想到,今天到来的这一行人会使他的这座孤处于祁连山下荒漠中的小庙在一年后闻名于神州大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
  出现了一个惊奇。在老君庙西边一座石头垒的地窝子里跑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满身的油污,只留有一双闪着惊喜目光的眼睛,使这些找油人感到眼前的这个生灵是个人娃。问他,他说他是舀油的;叫什么?不知。那就叫油娃吧。这个油娃的故事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传得很广,也很神,他是否就是韦勒家书中讲述的那个用沙纸才能清除身上油污的孩子?孙健初没说,只有让小说家去联想杜撰了。不久,油娃神秘地走了,再也没人见到。
  严爽一行在老君庙旁支起了帐篷,老君庙做了厨房。
  夜晚,九个人头顶头排成两行睡在帐篷里。
  冷寂的夜空升起一钩弯月。峡谷中传来石油河水冲击冰雪发出的清晰悦耳的声响。
  大西北空旷而深邃的夜空包容着三颗难眠的心。不仅是寒气的难挡,更是寻觅理想的亢奋令他们难以入睡。他们披衣而起,呵着手憧憬着老君庙美好的明天。
  孙健初说:“将来我们能打出一口自喷井就好了。”
  严爽说:“一天能出50桶就不错。”他在陕北延长后来打的,一天仅出百十公斤,不足一桶。
  靳锡庚更风趣:“我看出五桶就不错。”
  靳锡庚对我说,你看我们多可笑,走了两个月,吃了那么多苦,到了那里,就那么点儿愿望。中国人盼石油,盼得反而不敢多想了。
  1939年3月,延长调运的第一部钻机费时五个月运抵老君庙,从各地调集和召募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陆续到矿。
  5月6日,孙健初勘测定位,钻井工程师董蔚翘主持,距老君庙北15米处,第一口油井开钻。8月11日,钻至米,自喷出油,日产10吨。
  玉门石油,这颗深藏于地下的明珠终于放出了夺目的光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壮烈祁连
我们共和国的中青年中,有几个真正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鞠躬尽瘁报国图强的创业史?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法则机械地割断我们民族的发展史,苟求老一代知识分子要等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再进行他们的科学与工业建设事业。他们无法选择历史,只能在历史的条件下做他们那一代人的事情。
  ——采访札记
  壮烈祁连
  戈壁、黄沙、玉门关。
  这斑驳的历史遗迹,记载了多少动地惊天的故事,览阅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杰。虽然戈壁黄沙湮灭了它的城垣,但这片荒漠依然是中华民族创造英雄的地方。
  当玉门石油的涌流将严爽、孙健初的憧憬化为现实的时候,老君庙几乎在一夜之间闻名于世。大后方的人民激动不已,日本人则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震惊。日本人的震惊,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拥有了石油,更因为玉门石油的发现展现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在当年的重庆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是在号召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支持玉门油矿的建设。
  1941年夏,年轻的蒋经国先生驱车万里,体察大西北民情,归来后,发表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文章——“伟大的西北”。文中号召有志的青年到大西北去建设抗战的后方。在我采访的老人中,几乎都谈到了自己由于受到建设大西北思想的影响而卷入了奔向大西北的潮流。
  一时间,到大西北去,到玉门去,成了抗战后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玉门石油的震波越洋传到了英伦三岛,震动了伦敦大学皇家学院一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心。他叫翁文波,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堂弟,新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地球物理学的一代宗师。那年他年仅27岁,留学期间研制了当时堪称尖端科技的“重力探测仪”,这种仪器正是石油勘测最新式的武器。祖国抗战的号角召唤着他,异国丰厚的工资,舒适的生活再也挽留不住他沸腾的心,毅然踏上了东归的旅途。
  由于二次大战的炮火已在欧洲蔓延,旅途异常艰难,莫测的海上航行更不允许他带赘臃的行李,离开英国时,他的身边只有随身的衣物和那架“重力仪”。随着旅程的辗转波折,每到一地他便扔掉一些物品。中国港口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轮船只能停靠越南的西贡港。翁文波下船后,见西贡混乱的样子,索性扔掉了近乎无物的皮箱,只抱着“重力仪”向祖国跋涉。采访中他对我说,财产都是身外之物,丢了还可再有。“重力仪”是我留学数年所得的收获,正是祖国急需的东西,如果丢了,我无颜见家乡父老。
  当翁文波衣衫褴褛地踏上祖国土地时,俯身抓起一把土,失声痛哭。
  翁文波归国后,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三个月后,带着自制仪器到了四川油气田。1939年12月20日,翁文波作为中国人首次用电法测石油探井成功,为此,数十年后,他被石油人称作“中国测井之父”。他返回重庆后,又自制多架物理探测仪,于1940年5月利用假期带着仪器到玉门油矿做物理探矿。
  1941年夏,翁文波正式进入玉门油矿工作,临行前,翁文波问他的学生:“哪位愿随我去玉门?”
  一位英俊的青年说:“翁先生,我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半个世纪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著名石油专家童宪章。
  童宪章的父亲童翼与李济深同窗,参加过蔡锷的护国军,时任国防部均衡司司长。国民党将门之后的童宪章并没有去享受父亲的庇荫,在校期间以自己的勤奋和自立,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问翁文波:“先生是翁部长的弟弟,留洋的博士,为什么要到玉门那艰苦的地方去?”
  翁文波回答:“玉门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兴盛,所以我要到玉门去。”
  正在寻找抗战报国之门的童宪章听罢,义无反顾地随先生踏上了玉门之路。
  冯秀娥,一位极文静秀美的天津大家小姐,翁文波的未婚妻,当时正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她收到翁文波欲赴西北的信时,翁文波已到了玉门。信中写道:“国家正需要石油,我怎能永远呆在远离石油的地方呢?……我先走一步了。”信未读完,冯秀娥已是泪流满面。她认定心爱的人西出阳关的选择是件伟大的事业,决心退学,追随文波而去。
  翁文波向我介绍说,冯秀娥是个连手帕都不会洗的女孩子,可她作出的决定连她的母亲都阻拦不了。她先回天津向家人辞别,然后设法离开日寇占领区,绕道香港,度万里关山,来到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与翁文波完婚。
  我在童宪章的家中见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纪录着翁文波与冯秀娥的婚礼。这是一场现代青年无法效仿,更无法理解的喜典,因为这仅是一顿石油河畔的野餐。那天,翁文波的好友属下相约自带食品,来到石油河畔,围着新郎新娘席地而从,相互礼让,开怀痛吃。蓝天白云,大漠戈壁,这真可谓天地作合的千古绝唱。世界上所有的爱情故事在这里都不再生动,世界上所有的豪言壮语在这里都变成平淡。
  后来,他们有了儿子翁心儒。心儒长到三岁,冯秀娥带他到嘉峪关玩。心儒看到树,惊奇地问:“妈妈,这里的花怎么这么高?”老君庙没有树,孩子长大后只看到过自家的野花,此刻,他将树当作了花。冯秀娥心酸地流下了泪。为了让孩子心中永远拥有树,翁文波将心儒的名字改为心树。
  金开英,字公弢。这位中国炼油工业的主要创建人已是九十三岁的老人,愉快地在台湾安度他的晚年。他宁静的目光常常向着北方,飞越大海、高山,去追寻祁连山下那半个世纪前艰难而辉煌的岁月。
  因为海峡相隔,我与金先生只能以笔谈交往。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给我的两封信内容简而凝,所幸他的部下大多生活在大陆,使我对他的生平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海洋石油总公司顾问邹明先生评价金开英为人宽厚,颇俱长者之风;曾任玉门油矿炼厂厂的大连市政协副主席熊尚元说,金先生开明民主的作风影响了一代石油炼油工程技术人员;在台的老油人则赞叹他的人格高洁。他一生追求“科学救国”,不参加任何党派,即使台湾的经济起飞有他巨大的功绩,他也淡泊功名,不去入阁作官。
  1931年,金开英第二次留学归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任燃料室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能源研究机构。抗日战争爆发,他的一家人未及逃出北平,他只身一人到大后方,接受翁文灏的任务,用极短的时间筹建起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后改名为动力油料厂),为前方提供了大量代用燃料。1941年,金开英受命于艰难之时,不计名利,不慕荣华,离开事业有成的重庆,到玉门油矿出任炼厂厂长。他带领员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中国第一座工业化的炼油厂。半个世纪后,他被海峡两岸的石油人士称作“中国炼油第一人”。而此时,他的妻儿老母正在万里之遥的北平,日寇的铁蹄下煎熬。他孑身一人住在一间被称作“圆门宿舍”的小屋里,遥寄东方,将思念化作戈壁的黄沙、祁连的白雪。
  1943年,他的长女蔚斯冲破日军的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已不认得他的爱女。他要尽父亲的责任,送女儿到重庆读书,因工资微薄,竟无钱凑足路费、学费,只好卖掉他的英文打字机。
  战火东与西,十年苦相思。金开英与他的妻子老母相见,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
  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老君庙来了位留美工程师,还带着夫人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当他的一家走进简陋的宿舍时,矿上闻风赶来看热闹的人已好奇地趴上了窗户。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举家迁到塞外戈壁的留美工程师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
  整个矿区轰动了。
  更令人轰动的是,这位眉清目秀的工程师将娇妻爱女刚刚安置下来,便顶着塞外寒风到矿区勘察地形,设计输油管道。在此前,偌大的中国还不知输油管道为何状,老君庙几个出油井的油是沿着人工挖成的土沟,输送到炼油厂去提炼的。翁心源留美主学的是输油工程,他立下的人生第一个愿望就是亲手在中国的大地上铺设第一条输油管道。戈壁的风雪被他的热情融化了,他与工人一道冒严寒施工的情景,至今令石油老人们感动不已。他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为此,他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
  我的心也在为翁心源半个世纪前的功绩而震动。以我的书本知识,翁心源作为国民党部长之子,可以找到最舒适的工作,或者在重庆过花天酒地的生活,才是他的归宿。自从了解了翁氏父子,我不再认同这种人为虚拟的将世界划分如此简单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轻视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华民族文化中生发出来的爱国、献身、敬业的民族精神的力量。翁文灏将科学与实业救国当作他的毕生理想,他不能不去教育他的儿子继承他的事业。玉门油矿是翁氏父子共同的生命。
  在石油河峡谷上的平台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坟墓,任凭戈壁风沙的剥蚀,捱度着岁月,除了仅存于世的石油老人对他的思念,不会再有人知道他的来历。没有清明的鲜花,没有春潮的新土,只有大漠晴空的明月和石油河汩汩的流水与他为伴。
  墓的主人叫谭世藩,1895年生于广东,1924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曾任广西大学化学系主任,广西建设厅厅长,是我国早期的化学专家。抗战爆发后,谭世藩携夫人流亡重庆。国破家亡,使他陡增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他到处寻朋访友,以期获得以已之长报国抗日的工作。恰逢玉门油矿大规模开发,急需炼油专家,他便应老同学金开英之邀,不计地位报酬,又携夫人从重庆来到祁连戈壁,鼎助金开英筹建炼油厂。为了开创我国的炼油事业,谭世藩作了当时无人可替代的贡献。
  谭世藩时年已近五十,在油矿年青人的眼里是位可敬的长者。在我采访过程中,常听到老人们对他的赞叹和怀念的话语,与老人们往来的访谈书信中,也常见到回忆这位元长者的文字,可见他当年德行的高洁。
  他没有子女,他的家便成了年青技术员每日下班后的乐园。这些年轻人不但要围桌打牌,而且还大吃谭夫人做的美味佳肴。每逢这时,谭世藩便像父亲一样笑眯眯地看着年轻人戏闹。
  1943年7月2日(许多老人都记得这个日子)谭先生得了伤寒,躺下,没有上班,恰巧那天炼厂工作忙,年轻人晚上都没有到先生家去。在谭世藩的记忆里,这是第一个没有年轻人的夜晚,他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但第二天年轻人结伙去探望他时,他仍恢谐地说:“都怪你们昨晚没来,所以我病了。”
  哀痛的是,从兰州到老君庙八百公里的河西走廊上,竟没有一座称得上“现代”二字的医院,在远离都市的玉门油矿患上伤寒,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去与病魔搏斗。谭世藩没有战胜伤寒,在年轻人探望后的当夜去世了。他是老君庙故去的第一位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全矿陷入了悲痛之中。人们视他为为抗日捐躯的英雄,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将他安葬在石油河谷的最高处。
  老人们对我说,谭先生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是可以不来大西北作这种实际生产工作的,可他来了,并且在生活和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动摇他建设大西北的志向。他为抗日来,为抗日死,因此,成为我们年轻时代最值得尊重的人。
  年轻人在河谷的山坡上修了一条小路,直达谭士藩的坟前,他们要让他每当朝阳从戈壁升起,便能看到他殉职的炼厂;每当夜幕降临,便能步下山岗,到炼厂继续完成他的宏愿。
  1992年,台湾石油老人组织“玉门旧人访问团”,回到梦牵魂萦的玉门。在老君庙,在石油河畔,驻足长思,久久不愿离去。半个世纪如烟云流逝,唯有石油河水的流淌声响在他们的耳畔,有如他们青春的脚步。
  玉门,是他们人生的骄傲。
  访问团中有一位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的女士,叫殷正慈,是原台湾中油公司协理詹绍启的夫人。詹夫人雍容高雅,学识渊博,闲谈中,常说些典故以助兴,让人感到交往中的轻松与享受。我是在陪同我的姑姑、姑父游颐和园时与她相识的。她高贵的仪表使我对她曾去过玉门产生了怀疑,加之我对访问团生出索秘的心理,因此游览中便时刻寻找机会了解她的经历。她的腿不好,姑姑让我多关照她,于是我们的交谈多起来,踏上十七孔桥时,我突然问她:
  “詹伯母,您过到玉门吗?”
  “当然。”肯定的语气中带有自豪。
  我惊讶了:“您是大学的中文教师,怎么会去玉门?”
  她凭栏眺望湖光潋滟的昆明湖水,似在追忆逝去的岁月。须臾,她慢慢地说:“我的先生为抗战舍弃一切到了玉门,我因敬佩他的爱国行动与他结了婚,当然要随他而去。”
  我沉默了,心底涌流出崇敬的情愫。这种可贵的理想主义似乎如遥远夜空中的明星,令我产生隔世之感。与詹夫人的交谈,决定了我为探寻玉门之谜,舍弃三年业余生活的命运,毕竟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詹夫人回台后,给我寄来了她在台出版的回忆文集《蓦然回首》中有关玉门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回忆去玉门时写道:“沿途行车三十余日,抵达嘉峪关时,已是十一月中旬。此地严寒,坚冰积雪,酷冷难当,寒风砭骨。当地谚语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
  当年西北路途之艰难正如詹夫人所言,令意志薄弱者十行九返。
  但抗战的烈火鼓舞了大批有志的爱国青年,不惧险阻,跋山涉水,穿越戈壁,投入玉门的怀抱。
  当年去玉门有两条路线:
  一条从华北敌后和抗战前线赴玉门,先至西安,自西安西行,经宝鸡、天水到兰州,再沿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到老君庙,全程1500公里。
  一条从抗战后方赴玉门,先至重庆,自重庆北行,经遂宁、成都、绵阳、广元,进入陕西,经宁强、褒城,至甘肃天水,再西行经兰州、武威、张掖、酒泉,出嘉峪关到老君庙,全程2500公里。
  原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杨玉璠先生是通过我的姑父虞德麟先生认识的第一位台湾石油老人。“七·七”事变后,杨先生随北平大学工学院流亡陕西汉中。面对破碎的山河,他立志抗日报国。他认为石油工业是抗战时期迫切而伟大的事业,毕业后便投身“甘肃油矿筹备处”,成为我国的早期石油人。四十年后,他著书《油人云烟》,对开发玉门油矿如烟的往事,作了昭示后人的回忆。书中对从大后方赴玉门途中的描述,是至今为止我所收集到的最为详尽的资料。
  1940年7月,杨玉璠押解四辆卡车物资从重庆出发上任。俄制破旧的“羊毛车”日日抛锚,加之道路简陋,每日行驶不足二十公里。
  当年从重庆到老君庙2500公里的路程分为渝广、广兰、兰肃、矿厂四个区段,渝广(重庆至广元)段是最难行的区段,大小河川遍布,却难见一座桥梁,渡河只能靠船摆。全凭人力撑渡的木船,体积小得仅容一辆卡车,每逢过河,惊险万状。卡车上船前,先将两条宽尺许的跳板搭在船头,然后司机像演杂技一般开着车沿跳板上船,这时,船便像荡板一样晃动,稍有不慎,车就会滑落河中。到对岸下船时,同样险象环生。卡车到岸后,必须立即加大油门冲坡,如若遇到雨天路滑,冲坡不上,卡车便会倒滑跌入河中。为此,每逢雨天水涨流急的时候,卡车只好凭岸等候。
  广兰(广元至兰州)段是最危险的一段,此段所经秦岭山高路险,令人胆寒。一天,杨玉璠押车离开天水不久,爬上一座山,随后是十余公里的下坡,卡车不用加油便行驶如飞。如癫如狂的车速顿令杨玉璠产生恐惧感。他敲击驾驶室顶篷,希望司机减速,谁知司机只是转头向他得意地笑,丝毫不理会他的警告。杨玉璠深知俄制车的性能极差,一旦刹车系统失灵,就会车毁人亡。他见减速无望,大祸临头的预感驱使他在车顶上向靠山壁的一侧移动,这样倘若卡车冲下深谷,也可跳车求生。就在杨玉璠心惊胆战地做最坏的准备时,突然“嘭”的一声巨响,车头转向左方,直奔山谷而去。早有准备的杨玉璠立刻跳车,随后两眼冒金星,昏迷过去。待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路边上,卡车已四轮朝天翻下山谷。最惨痛的是严爽的侄儿携妻子赴老君庙工作,妻子身怀六甲,无法跳车,被卡车压住腰部,几个活着的人无力搬动卡车,荒山野岭之中又无处找人求救,竟在众目之下呻吟而死。
  汽车行到河西走廊上的兰肃(兰州至酒泉)段,因为戈壁上再无河流山川的阻绝,速度明显快起来,但石油老人却认为这是最为煎熬的路程,尤其是初次上矿的职工,面对越走越荒凉,越走越寂静的戈壁滩,禁不住产生出远离尘世的感觉。在这失去了生命色彩的灰蒙蒙的世界中,不愿讲话,不愿交流,更不愿谈到家庭,甚至不愿再睁开眼睛看车外那永远是一个色调的景致。西到阳关的艰难与痛苦,到这时才真正显现出来。之前的路程只是艰险,而河西走廊上的荒凉与寂寞给人的压抑,却能摧毁人的意志。不过,我没有听到玉门油矿有人赴任而半途退却的事情,从中可见玉门石油老人当年是怀着多么高昂的报国热情奔向玉门的。对于杨玉璠,由于是隆冬季节到达塞外的,因而不但经受了精神的考察,而且忍度了一次肉体的炼狱。凛洌的寒风卷着漫天的飞雪,像针似的戳刺着西行客;随狂风冲天而起的戈壁黄沙,吹打着脸面,更让人感到地狱的恐怖。人蜷在车上,不敢睁眼,像耶酥受难一样,一秒一秒地捱度着大自然的行刑。
  杨玉璠此次押车赴任,共享了四个月的时间才走完2500公里的全程,每当回忆这段经历,便令他生发出为国赴难壮怀激烈的感触。
  本文开篇中那位在北京机场为我介绍我的姑父、姑姑的吴德楣先生原是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亦是杨玉璠的同班同学,他与另外几位同学吴士壁、姜辅志毕业后先于杨玉璠到达老君庙。这几位同学进入老君庙油矿的消息,拨动了另一位年青人的心,他就是当年“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儿子史久光。这位史公子在北平与吴德楣自小学到大学都是同学,流亡西北后,先退学到西北公路局工作,一年后返校继续学业。就在他毕业后校方准备留他在校任教时,他得到老君庙几位同学的来信。老同学在戈壁滩上建设油矿的豪言壮语令史久光再也按捺不住献身大西北的冲动,与在校同窗蒋邻湘、靳叔彦结伴,从汉中起程,经四十余天的颠簸进入老君庙。二十年后,史久光成为开发大庆油田八大工程师之一,蒋邻湘成为玉门石油管理局副局长。这些人成为中国石油工业最早的钻井工程技术人员。
  史久光在与我交谈时,谈起一张老君庙的旧照,照片上是四位身穿老羊皮大衣的年青人。此照在中国石油史学界是很有名的。在介绍中国石油史的图片中,这是唯一一张记载老君庙早期石油工人人物的照片。这张照片悬挂在玉门油田矿史室中。史久光告诉我,他陪同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到玉门油田时,曾与靳叔彦在此照前合影。为什么呢?我问。史久光很神秘地告我,因为此照上的四个人物依次是史久光、靳叔彦、蒋邻湘、江齐恩。靳、江二人均是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相当于副总经理。我大吃一惊,这张说明玉门油矿工人困苦生活的照片,上面的人物竟是当今中国石油工业界大名鼎鼎的专家学者,岂不是阴差阳错!
  “难得呀,”史久光说,“当年我们留影时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青人,为能献身大西北而自豪。半个世纪后又在此照前留影,真感到人间的沧桑巨变。”
  而我却在为石油史学家们的差错着急。“史老,您为什么不指出照片上的人物是您四位呢?”
  “为什么要指出呢?”史久光反问我。
  是啊,为什么一定要指出呢?若以阶级斗争的分析法,这张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激情的照片还会留至今日吗?
  历史的误解并不需要都解开。
  我的姑父虞德麟先生在访问大陆期间,我多次提出采访他,都被他拒绝。对他的作法,初始我很不理解,后来,在台老油人董蔚翘之子董西林先生来大陆访问,与我晤面时,谈及姑父,我才知姑父是个极重名节的人,在他始作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协理时,公家配他汽车他从不私用,甚至上下班也是自己去乘巴士。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这恐怕是受金开英的影响。
  但在姑父离开北京前,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不过距离开北京饭店仅剩两个小时。
  我说:“我想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如何走向那片戈壁的。”
  姑父轻靠在沙发上,似在追忆遥远的人生,眸子如幽谷般的静泊。“我是学化工的,”他说,“194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我到了重庆。恰逢政府开发玉门油矿,号召青年参加油矿的开发工作。中国没有石油工业,建立像美国、苏联那样的现代石油工业是我大学时的理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姑父的回忆使我想起了在北京机场望着这群欢聚一堂的老油人生出的疑窦,想起了在颐和园与殷正慈的交谈。我问:“从全国各地到玉门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吗?”
  “是的。”
  “那么可以说当年玉门油矿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精英了。”
  姑父唇间露出笑意,表示同意我的话。
  其后的三年间,当历史的踪迹在我的眼前逐渐化为一座丰碑时,我确信姑父的赞同是正确的。
  张骞通使西域,古道衷肠十三年,持旌节而返;玄奘朝圣天竺,历经艰险十六载,取真经而归,他们对事业的执着,使这条被世界垂青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人无畏、勇敢、勤劳品质的象征。
  走向荒原,正是这种开拓未来的民族精神,铸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

东方奇迹
我采访的每一位石油老人,对我谈起玉门油矿时,都怀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因为那里不单有他们引以自豪的事业,而且在精神上也有着永生铭记的回忆。
  老君庙油矿廉洁奉公的风气在当时的大后方是很出名的。靳锡庚回忆说,那年我带着四个女儿坐在卡车上历尽艰难到达酒泉后,严爽找我谈话,告诉我,由于筹备处经费紧张,家属乘公车接规定要收费,考虑我的困难,路途补助就抵四个女儿的车费了。靳锡庚说,我没怪他,因为他是国家的好干部,不徇私情,公事公办。初到老君庙时,严爽的妻子没工作,子女多,生活比我还困难。为了生活,我俩都卖过东西。严爽作为长官,公家的便宜他一分钱也没占过。
  不仅靳锡庚这样对我说过,我采访的每一个老人都对我讲,在老君庙没听说过贪污腐化的事情,这在旧中国是个奇迹。
  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总地质师王子源是玉门老油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进矿时初中毕业,年仅16岁,是油矿职工学校培养的专家,史久光、童宪章都曾做过他的老师。他说,对玉门油矿最怀念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相关心,充满了友爱,纯洁得像一家人一样,否则就不会有他个副总工程师。他感慨地说,现在的人际关系怎么连半个世纪前的玉门油矿还不如?
  王子源还向我肯定地说,当年玉门油矿的物质生活是很好的,半供给制,粮食只花很少的钱,既使是普通工人,主食也是面粉。对于附近的甘肃农村来说,油矿就是天堂。他负责任地说,石油河两岸的窑洞是油矿开发之初时应急而挖的,大庆油田开发之初不也住“干打垒”吗?随着油矿建设的发展,到1946年,油矿职工再也无一人居住窑洞,甚至石油河边早期建的房子也无人去住。不但职员可带家属分到住房,就是工人,到16级(共分25级)也可带家属分给住房。全国解放前夕,金元券横行,物价飞涨,老君庙却没有受什么影响,职工的生活依然过得去。玉门油矿毕竟是由爱国知识分子管理的一个戈壁滩上的孤岛。
  采访中,我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前的玉门油矿是人间地狱吗?
  每逢这时,老人们的脸上便表现出痛苦和无奈。这问题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谈他们怎样脱下学生装,冬穿老羊皮,夏穿合子布,在戈壁滩上与工人一起上井架、下油池、建炼厂、跑运输、办农场,以辛勤的劳动建设大西北的。
  玉门油矿的第一座住房是先遣勘测队在老君庙旁支起的那顶帐篷,随着矿上人员的增多,在庙附近的山坡上又搭起了满处漏雨的土屋,不分职员、工人,都在这里居家饮食。油矿规模扩大后,又相继盖起了圆门宿舍、八卦房、九间房等一栋栋“干打垒”的土房。二十年后,在大庆会战中,这种“干打垒”竟又成了会战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住房问题的法宝。由于西北木材奇缺,在石油河边初建炼油厂时,两岸山崖上挖了许多窑洞供工人居住,以后住房增多,窑洞便废弃不用了。六十年代,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这些窑洞当作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教材,于事实是不符的。当年油矿既不是私人企业,窑洞也是暂住,既使是油矿高级职员,所住的房子用五十年前的眼光看,在城市也属平民住宅。有一座房子叫“祁连别墅”,是招待所,也仅是名字好听而已,若与电影《创业》中“裕明别墅”豪华的场面相比,真如寒窑一般令纨袴之徒不敢安卧。
  当年炼油厂文事课课长兼总务处福利课长的李林学先生在回忆征集建筑木材的情况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建筑炼油厂厂房需要一根大梁,福利课派人寻遍整个肃州地区也找不到这样大的木头。一日,寻找人在酒泉县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外看到院内耸立着五棵白杨树,粗壮高大,正适合做大梁,便去商讨用高价收购。谁知这户主人怕伤风水,坚持不卖,后托大户的朋友去商量,依然不行。炼厂的工期催得很紧,李林学一筹未展。忽然他想到了酒泉驻军旅长马步康,当地人都畏惧他的权势,无人敢违背他的意愿,酒泉大树少,就缘于大部分被他征去军用,但因为玉门油矿直属资源委员会管辖,他对油矿的人却很客气。李林学想,何不以马步康来吓吓人?于是,他对那大户的朋友说:“我与马旅长关系很好,如果你这个朋友再不答应,误了工期,我只好找马旅长出面了,那样他会什么也得不到,不如直接卖给我们。”此话真的灵验,第二天大户就来请李林学去商议伐树。
  石油专家们常恢谐地说,玉门油矿是上天赐给中国人的机缘。开办油矿,一要有水源,二要有燃料,这两个条件在大西北戈壁本是最缺乏的,可恰在玉门水有石油河的水,煤有祁连山的煤,真是福兮富兮。只是水在眼前,煤要自己动手去找。
  初到老君庙的靳锡庚与孙健初一天骑着毛驴沿祁连山麓找煤。返回时,靳锡庚为了作些地形调查,与孙健初分手,另择路而行,不想迷失了方向。眼看日影西斜,幸遇到一个放羊人,方知自己南辕北辙了。返身连翻三座山,才望到老君庙附近的弓形山。靳锡庚又渴又饿,就在他几近无力抬腿时,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座山洞。钻进一看,洞不深,中间土台上供着一座“三清”牌位,牌位前摆着四个海碗大的馍,地上的瓦罐里还盛着水。这很像个道士隐遁修行的地方。饥肠辘辘的靳锡庚被那馍那水诱惑得再也走不动,坐在洞口等了一会儿,见无人来,起身到土台前抓起一个馍掰开就啃。不料想,白白的馍竟只是一层皮,里面全是黑黑的杂面。好在靳锡庚已饥不择食,捧起水罐一边饮水一边啃馍。馍太大,吃了半个就饱。走时,他从身上掏出仅有的一块银元放在供品旁,算是给道人的赔偿。靳锡庚在向我描述当时饱腹的情景时,摇摇头说,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馍了。
  建在戈壁滩上的玉门油矿很像一座汪洋中寸草不生的海岛,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从兰州、酒泉运来,因此,建矿初期是很苦的。1941年油矿正式开发后,孙越崎就任总经理。此时的孙越崎作为实业家已遐迩闻名,他的成功不仅是他的学识和吃苦精神,更在于他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却又不被西方的经验所束缚,他有他的“孙越崎模式”,就是西为中用。他敢开先河,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为此,成为旧中国三、四十年代无人可匹敌的实业家。他上任后,开中国企业界第一个先河的便是办油矿农场,大搞职工生活,他认定,玉门油矿要在戈壁上坚持办下去必须建设油矿的生活基地,让一万五千职工家属过上吃住无忧的生活。在旧中国,企业家关注职工生活已属不易,创办企业农场更无人敢想。二十年后的大庆会战,曾将办油田农场说成是“创造”,其实二十年前的孙越崎在玉门已“创造”了一次。
  孙越崎从重庆请来浙江大学农学教授汪国舆,农艺专家缪炎生、焦龙华,在有水源的酒泉、赤金、嘉峪关办起了三个农场,自力更生,开垦荒地,种植了蔬菜、果树,喂养了猪、羊、鸡、奶牛。到抗战胜利,矿上职工不但吃到了新鲜的蔬菜,还吃上了自养的猪、羊、鸡。充满绿色的农场成为职工假日野游的场所。为了美化老君庙矿区,又办起了老君庙农场,专业绿化工作,抽引石油河水在矿区内栽花种树。所种之树,至今仍耸立在玉门市内。
  企业办学,是孙越崎又一先河之举。
  为了让职工的子弟有学上,孙越崎请来重庆国立师范附小校长朱镜坚来矿办学。朱先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与周恩来有私交。周恩来闻知朱先生要到闻名全国的玉门油矿办学,亲自布置,派遣中###员田伯萍、丁毅等七人随朱先生到老君庙,协助朱先生创办了油矿子弟小学。
  当今我国的大型工矿企业开办职工学校已蔚然成风,寻根索源,开此先河者正是玉门油矿的孙越崎。玉门油矿创办初期,召来的工人均是酒泉及附近地区没有文化的农民,操作现代化的机械异常困难。为了提高工人素质,严爽任筹备处主任期间,先办起了夜校式的艺徒补习班,着力培训技术工人。所聘教师均是来矿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报酬,但都把任教当作一种荣誉,争先恐后地来夜校教学。孙越崎任总经理后,又成立了正规的职业技工学校,专为油矿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技工学校的学员大多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
  油矿正式开发后,逐步办起了电厂、医院、福利社、粮食加工厂、浴室、鞋店、布店、豆腐房、酱房、理发店、缝衣店。职工们自发创办了《矿声》刊物,组织起业余平剧团、秦腔团、话剧团和秧歌队。塞上话剧团相继上演抗战时期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日出》、《原野》、《风雨夜归人》,为此,曹禺先生1943年夏来到油矿参观指导。
  为了让年青的大学毕业生在戈壁滩上安心工作,孙越崎找到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请她在她创办的重庆女子职业学校中挑选肯立志大西北建设的女学生到油矿工作。女学生到来之前,孙越崎对未婚的职工戏语宣布:“我将于最短期间选派大队小姐来矿工作,这一举措纯系‘救济’与‘补给’性质。希望单身同仁把握机会,争取佳偶,勿放空炮,否则,不但辜负了我一番苦心,也是光杆们的耻辱。”孙越崎请花入矿之举又开了中外企业家之先河,令石油老人们至今难以忘怀。
  祁连山下不再寂寞,
  石油河水不再孤独,
  暮色降临,整个矿区灯光闪烁,一片辉煌。
  短短的几年时间,一个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建的,拥有一万五千职工家属的石油城在大西北荒凉的戈壁滩上拔地而起。这是中国人民面对侵略战争,在世界的东方创造出的奇迹!
  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收复被俄国人侵占的新疆失地,率大军沿河西走廊入疆作战。他下令,凡大军过处必须修路栽柳。于是,自泾州至玉门,连绵数千里柳绿成萌。后人称“左公柳”,至今遗树仍绿。
  光绪五年,甘肃布政使杨昌浚应左宗棠之邀,到新疆旅行,走在河西走廊上,见路两旁绿如帷幄的杨柳,触景生情,作诗云: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为祖国统一,远征天山,不愧为中华一代名将。
  六十年后,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沿着左宗棠西征之路来到玉门寻找石油的开拓者们,正像这扎根戈壁的左公柳,成为中华民族又一代英杰!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危难受命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拯救饱经忧患的祖国,怀着科学与实业救国的思想,为奠基中国现代科学、现代工业的基础而殚精竭虑,他们的成就或许是微小的,可一座辉煌的大厦能够嘲笑它那未坦露在阳光下的地基吗?解脱了二千年封建王朝桎梏的中国不就如一片荒芜的土地?他们是在用最原始的工具砌筑着大厦的屋基啊?
  ——采访札记
  危难受命
  
  1992年夏,台湾玉门旧人访问团十余位古稀老人来到北京,恭敬地拜访了一位老翁,向他送上一幅精美的银制台屏,台屏上镌刻着“饮水思源”四个字,并作文道:
  “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方其功之未成也,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其所,是以得志于成功。吾公受命于抗日战争艰难之际,开发石油于祁连戈壁之间,排众议,闯万难,卒成事功,为我国石油工业开创新猷,其丰功,其伟业,实足以当之。”
  他就是百岁老人孙越崎。
  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实业家,中国石油工业的奠基者和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893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叫同康的小山村,原名孙毓麒。1915年在复旦公学读书时,他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立志救国图存,使中国越过崎岖的道路,走上光明的坦途,遂改名越崎。1917年,孙越崎进入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五四”运�中,他作为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会长,领导全校同学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天津“五四”运动中,到直隶省长曹锐衙门中****的“四君子”之一。论名声,孙越崎当时比周恩来要大,只是周恩来其后选择了共产主义,而孙越崎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在那个创造英雄的时代里,确实存在着比其它时代更多的必然和巧合,三十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北京迎接了起义归来的孙越崎,应了那句有志者殊路同归的话。
  孙越崎怀着“实业救国”的思想,一生为中国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奔波不已,在他92岁时,还率领三峡工程调查组沿三峡实地考察了38天。1990年,时已97岁的孙越崎亲笔撰写三万言的意见书,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会上发言。他堪称人类历史上做实际工作年龄最长的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的世纪人生丰富而绚丽,但是最能体现他的品质和成就的,应属对玉门油矿的创办和开发。
  1940年8月,孙越崎作为资源委员会专员,随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到玉门油矿作有无大规模开采价值的调查。此时,翁文灏已有意让孙越崎领导创办玉门油矿。
  一进入矿区,挑战与机遇立即像两把倚天的长剑悬在了孙越崎的头上。
  已实际上成为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玉门油矿,设备之简陋,技术之落后,令人吃惊。
  从延长调来的两部冲击式钻机,采用的是最原始的上下顿击钻井,井架是木头的,汽轮机转速每分钟最高仅达360转,28马力的钻深能力仅200米。钻进时,因为缺少套管、钻杆、钻头,怕过多损耗钻机,要人工先在井位挖一口方井,然后再下钻头开钻。老君庙一号井井深仅米,方井便挖了米;6号井竟挖了47米深才使用钻机,致使挖掘中一名工人窒息而死。为了增强钻井能��,资源委员会于1939年11月从宜洛煤矿调来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玉门,孙越崎来玉门调查时,又有湘潭、萍乡煤矿调来的两部旋转冲击两用钻机到矿,这些探煤矿用的钻机钻深能力最大也仅800米。
  为了多出石油,煤矿出身的靳锡庚竟像开煤矿一样,在石油河畔悬崖下挖平硐采油,先后共挖三个硐,最深的坑道达47米,三硐日产石油一吨。
  没有一寸输油管道,从油井采出的原油通过人工挖掘的壕沟导入人工挖掘的土油池,然后再由人夏用桶挑,冬用筐抬,运到炼厂炼油,至使原油和原油中的轻质油损失巨大。
  最初的炼油设备仅为一个70加仑的的蒸馏锅,装建在老君庙前,炼油的燃料则是从附近砍伐的骆驼草、柳树和祁连山里采掘的煤。1939年10月,油矿筹备处在石油河畔兴建起第一炼油厂,建立起手工操作的连续性立式炼炉和卧式蒸馏炼炉各两具。孙越崎到玉门时,金开英正筹建嘉峪关第二炼油厂。
  设备虽然简陋,但还有令孙越崎更为兴奋的一面,这就是人的精神和满山满沟露天存放的石油。此时,老君庙已有职工七百余人,油矿的基础经过他们百折不挠的努力在戈壁上已初步形成,生产出原油1774吨,为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孙越崎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开发玉门油矿的困难可谓是荆棘载途,但有利的条件仍然令人鼓舞:一是发现了有开采价值的油层;二是有一群肯吃苦,致力于石油工业的人;三是有翁文灏这样懂石油的政府高层领导的支持。
  孙越崎自玉门返回重庆后,应翁文灏、钱昌照之请,主持起草了大规模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上书国民政府。三个月后,国民政府批准了开发计划,拨款500万美元。这是抗战时期一笔最大的国营企业创办费。
  关于拨款500万美元一事,现在的各类石油史学书中都有这样的说法:孙越崎的计划交行政院后,遭到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后又单独找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说尽好话才被批准,以此来说明这些政府官员对开发玉门油矿的不重视和昏庸。其实,这实在是一个经济问题。抗战时期用500万美元投资工业所具有的困难,比之现在用50亿人民币投资工业所具有的困难很难分出伯仲,如果现在一个50亿人民币的开发项目上报政府后,能够在三个月批准拨款实施,这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现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采访孙越崎的节目。孙越崎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孔祥熙拨款后,紧握着我的手说:‘正处抗战时期,国家困难,这笔钱你一定不能浪费啊。’我说:‘你放心,我一定用好这笔钱’。”
  历史应该以孙越崎的这段讲话为准。
  1941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成立甘肃油矿局,翁文灏力荐孙越崎出任总经理。孙越崎不畏艰难,欣然受命。
  正式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批准后,翁文灏即派人到美国采购石油物资,孙越崎上任后,已采购到新型钻机14部,日加工原油能力250吨的达布斯裂炼设备一套,以及其它石油设备共4500吨,1941年6月开始启运。
  由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海岸线,中国只有通过越南的海防、缅甸的仰光、印度的加尔各答三个国际港口进口外援。这批玉门的石油物资本拟运抵海防,不料7月29日日军在金兰湾登路,越南陷落,货船只好改口仰光。是年底,运抵仰光石油物资2600吨。
  一个现代化的石油企业就要在石油河畔兴起,甘肃油矿局上下无不欢欣鼓舞。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加紧对印度###的入侵。随着泰国的陷落,缅甸已成为日本人狼口中的羔羊。12月23日大批日军飞机轰炸仰光,几乎摧毁了半座城市。
  腊戍是缅甸北部的一座边境小城,历史上曾属清朝政府管辖,滇缅公路从中国边境重镇畹町出境后,即在这里与仰光公路和仰密铁路相接,成为中国外援物资的转运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仰光港开出的列车和汽车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昼夜不停地将各种援华物资运到腊戍,中国的汽车也日夜兼程地从腊戍沿滇缅公路向国内抢运物资。无奈的是,滇缅公路路况极差,加之山高路险,车队行驶极其缓慢,至使腊戍的物资滞留的越来越多,成为东南亚一座巨大的军用仓库。
  3月27日,仰光陷落。4月28日,腊戍失守,堆积如山的战略物资成为日军的战利品。资源委员会从美国运抵仰光的2600吨石油设备只抢运到老君庙350吨,所购14套钻机仅拼凑出三套半,达布斯炼油设备也仅运到一些零件。大部分设备被日军缴获后,掠到南洋开发油矿去了。
  但日本侵略者的封锁没有吓倒孙越崎和祁连山下的石油人。
  腊戍失陷的消息传到重庆后,孙越崎立即从重庆局本部赶到老君庙,召集各部门开会。他满怀豪情地说:“美国订购的炼油装置依靠不上了,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在国内自己设计制造。”
  重庆的一些人士对战时投资巨款办油矿本有意见,今日又遇到如此困难,担心500万美元付之东流,因而散布出诸多蜚语。孙越崎不以为然,他鼓励大家“要知难而上,做出样子给他们看看”。
  孙越崎在会上宣布:为了支持抗战,1942年要生产汽油180万加仑,比1941年的产量增加九倍。为完成这一任务,在重庆自行设计制造四组阶梯式连续甑炼炉。
  回到重庆后,孙越崎向资源委员会正式申报180万加仑的生产任务,并立下军令状,如果完不成180万自愿撤职处分。
  孙越崎的决定的确使不少的人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在美国的炼油装置化为乌有的情况下,一年内增产汽油九倍,岂不是好大喜功式的吹牛。落井下石者在后面备好了巨石。
  越是困难越显示出孙越崎的毅力魄力,这正是他成为杰出实业家的特有性格。
  他做出的决策总是出人意料的。
  1934年,作为中国第三大煤矿的焦作中福煤矿濒临倒闭,连撤几任总经理也无济于事。蒋介石亲召翁文灏上庐山,授命他整顿中福公司。翁文灏因车祸身体还未全愈,但为感恩,只好接受蒋介石的任命。下庐山后,他飞往西安,将正在开发延长油矿的孙越崎召到西安,将中福这个烂摊子又交给了孙越崎。孙越崎同样感翁文灏的知遇之恩,放下延长,奔赴焦作。
  到焦作后,孙越崎井上井下考察了一个星期,随即向翁文灏递交了一份一年内完成“产、运、销、盈”四个一百万目标的计划。一个因亏损已呈倒闭之象的煤矿,一年内要盈利百万,这岂非天方夜谭?但与孙越崎交往近十年的翁文灏相信他。翁文灏将孙越崎带到南京见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了这个大胆的计划。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见孙越崎,他恐怕最初并未看重这位绍兴书生的计划,以为也是吹牛,但总比那些一上任就无信心的人强。孰料,一年后“四个一百万”的目标竟全部完成,这使孙越崎在蒋介石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旷世奇才孙越崎七年后,又以他的睿智和胆略,开拓起中国石油工业的事业。
  此时的孙越崎不但是甘肃油矿局的总经理,还兼任四川天府、威远、嘉阳、石燕四个煤矿的总经理,工作担子之重可想而知。他提出玉门油矿年产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后,更为呕心沥血。他从重庆家中出来时,动情地对夫人王仪孟说:“我一出这个家门,就忘了自己是个有家的人了。”一天,因为劳累过度,他昏倒在重庆的办公室里。
  孙越崎要求每个油矿员工要记住“180万”这个生产目标。每天清晨,只要他走进办公室,就向勤务员发问:“我们今年的生产目标是什么?”勤务员听到这句话,便大声回答:“180万加仑!”孙越崎走到路上遇见员工,也常这样发问,听到的都是响亮的“180万”!一次,孙越崎在路上遇到几个油矿小学的学生,问他们:“你们知道我们油矿今年的生产目标吗?”小学生马上高声回答:“180万!”
  孙越崎在这里又开了一个先河,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在企业中实行目标管理的人,而且是将宣传鼓动于生产的第一人。
  在孙越崎的带领和鼓动下,玉门油矿员工为支持抗战实现“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展开了劳动竞赛。这也是很新鲜的事,因为这种促进生产的形式我只是在新中国的今天才听说,但在半个世纪前的玉门油矿为支持抗战,的确真真实实地开展了劳动竞赛。石油老人在向我回忆当年竞赛的情景时,仍禁不住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这不啻他们人生中最为激动的一页,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曾多次为我国石油的大发现做过贡献,但这次是他们青春活力的第一次迸发,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的意义。一位老人甚至这样对我说:“我曾长期为没有上前线与日寇作战而产生羞愧的心理,但在为180万加仑奋斗的日子里,我的精神解脱了。”
  与劳动竞赛一样,“自力更生”这个词在我这个与共和国同龄人的目光中,总以为是个新名词,索根寻源也仅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用过,绝然不会想到五十年前的抗日时期会有一个孙越崎与毛泽东同时提出这个口号。
  当我了解了玉门油矿,了解了孙越崎和他领导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后,我这痴书生成熟了,因为在我认识到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和高尚的精神并非全部由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时代所产生的时候,我并没有颓丧,反之为我们民族历史的厚重而自豪。
  孙越崎领导甘肃油矿局职工自力更生建炼厂的情景的确使我联想到新中国在苏联专家撤走后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时代——
  承担炼油装置图纸设计的工程师,吃住在办公室,昼夜操劳,日本飞机来轰炸,便躲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出洞继续工作。
  图纸完成后,大后方一百多家工厂承担制造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订货合同。
  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钢材来源断绝,大部分厂家一时不能开工制造所需部件,油矿局便发动职工想办法,四处搜罗钢材。
  他们找到了自来水公司,购买地下废弃不用的管材。
  他们想到了长江里的沉船,组织人力打捞上来,拆船取钢。
  他们还与设在中国的外国石油公司联系,购买他们已无油可储的储油罐。
  炼油装置在重庆造好后,油矿局用自己的车队,翻万重山,穿千里戈壁,运到2500公里外的老君庙。
  当我们谈到组装炼油装置时,又不能不说到一个熟悉的名词“人拉肩扛”。老人们告诉我,大庆会战中这种全国闻名的自力更生生产方式,在抗战时的玉门油矿因为缺少吊运设备,已被广泛应用了,不但平时装运钻井设备要人拉肩扛,这次炼油厂的全部装置也是由人拉肩扛组装起来的,不同的是,一个对付的是苏联的背信弃义,一个对付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封锁。
  1942年8月29日,蒋介石视察了玉门油矿。蒋氏的西行是专为解决新疆盛世才问题而来的,虽说是顺便来矿视察,但对孙越崎的一生是极为重要的。当蒋介石徜徉在这奇迹般的石油城中时,便决定了领导创造这奇迹的人必然走上政坛的命运。蒋介石上台后,一直想组织一个他领导下的学者政府,但都未能成功,想投靠他的人,只会空谈;有实干之才的人,又只想作学问,不愿投他门下。翁文灏是第一个被他拉上政坛的大学问家,孙越崎便是继翁文灏之后的又一个人物。实际上,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时期,翁文灏与孙越崎是以“科学与实业救国”的两面旗帜被蒋介石拉上政坛的,他们被政治所利用,又被政治葬送了他们的事业,但在当时,他们的确感谢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蒋介石回重庆后,给孙越崎寄来一份他的专用密电码,要孙越崎直接与他联系。这是在向孙越崎表明,他已成为了他的亲信。6年后,孙越崎坐上了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位置,不过,1942年的孙越崎依然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书生,即使手握着不知多少政客梦寐以求的蒋氏密电码,也未想过抱佛腿作官之事。孙越崎用这个密电码仅做了一件事,给蒋介石拍了个请求支持空油桶的电报。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命令军队后勤部拨三万个53加仑空油桶到玉门,解决了炼油厂储油的问题。
  1942年11月中旬,经过甘肃油矿局近七千员工的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老君庙召开庆功大会,象征胜利的汽笛声响彻石油河两岸。心情激动的员工拥到孙越崎身边,把他高高地抬起来,伴着欢呼声,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的总经理扔到空中。
  玉门汽油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1943年,日军集聚重兵,企图强渡黄河风陵渡,攻占陕西。玉门的汽油供应苏联援华的汽车队,通过数千公里的运输线,将军火运抵陕西前线,阻挡了日军的进攻。有资料表明,美驻华空军基地地勤也使用玉门的汽油。
  行文至此,我不得不再回笔提及本章引言所提及的“基石与大厦”的问题,因为180万加仑与今天的年产一亿四千万吨相比,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但我相信读者,当读完此章后,只会被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和创业精神所激动。
  只有民族的敌人和别有用心的小人才会嘲笑180万加仑的渺小,因为180万加仑所托起的是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意志!书包网 www.bookbao.com

老君庙精神
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位追随翁文波到玉门油矿工作的学生童宪章,半个世纪后,他已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石油专家。我与他长谈了两天,头一天,他向我有板有眼地讲述了玉门油矿的生活经历,很像导师辅导研究生的样子。或许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第二天我们之间已如古代忘年之谊的孔融、祢衡,竟无话不谈了。他不再向我讲玉门,而是叙说他解放以来的痛苦与欢乐。
  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年苏联背信弃义将专家突然撤走时,新中国成立仅十年,又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各条战线的经济建设都受到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石油工业建成了大庆油田,大踏步地前进了呢?
  问题对我是如此新鲜和具有吸引力。我从没有考虑过,在这位大科学家面前更不能用马列主义的大话来吓唬人。我只有缄口静听。
  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已有了一批比之苏联专家毫不逊色的石油专家和这些专家培养出来的石油青年技术人材。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一切都是空谈。而这支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员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玉门油矿培养出来的。
  我立即连声叫好。很久以来,我便对大庆的奇迹大惑不解,因为将它说成是精神的胜利,实在有悖马列主义。童宪章的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完全一致,无疑具有马列主义的水准和高度。
  童宪章告诉我,他向来看不起苏联专家的目空一切。五十年代,他因说了句“苏联专家也就那么回事,比我们强不到哪儿”,而被大大地批判了一阵。他没有详述批判的经过,只递给我一份三号仿宋体字打印出的材料。这份材料是文革结束后我国石油考察组在对前苏联石油工业进行考察时,被称作西西伯利亚石油之父的前苏联著名石油地质学家特拉菲穆克院士在欢迎会上的讲话。特氏50年代曾作为援中专家在我国工作过。他在讲话中诚恳地说:“在陆相地层中找油,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达到中国这样高的水平。我当时到中国做了微不足道的帮助,时隔三十年,我认为我们应该虚心地到中国去学习了。”
  这位特拉菲穆克院士是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真理面前没有说假话。这恐怕也是童宪章让我看这份讲话的目的。
  童宪章随后对“陆相生油论”的介绍,使我对特氏的讲话产生了更深的认识。
  自十九世纪末,由美国和前苏联为先导发展起来的石油地质学一直认为,石油是由古海洋沉积物中的有机质生化成的,因此,石油必须在海相生油岩系中寻找,这便是“海相生油论”。这个传统的生油理论,是美苏等国的地质学家根据以往所开发的油田都是海相生油岩系这一实际情况而总结出来的,而中国的地质状况,则大部分是陆相,因此,外国地质学家根据“海相生油论”曾断言,中国缺少石油资源。这是由于当时科学的局限性而作出的结论,并无阶级斗争方面的恶意,科技史上的这种“科学的误解”也是不胜枚举的,因而大庆油田开发时曾引发出的对“中国贫油论”的批判。目前,我国石油地质界对此看法已取得了以上的共识。
  三十年代,那位跟随翁文灏首次考察玉门油矿的中国经济地质学奠基人谢家荣,根据中国石油地质的分布情况,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非海相生油”的观点。1941年,同为翁文灏门下的潘钟祥在美国留学期间,根据在祖国的地质实践,发表了“非海相生油”的论文,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了“陆相生油论”的诞生。几乎在同一时间,继翁文灏之后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为玉门油矿地质工作倾尽心力的黄汲清,在祖国组织地质调查队,对以玉门为重点的河西走廊和新疆的石油地质进行调查,归来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更为周密的古大陆上湖泊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也可生化出石油的“陆相生油论”。其后不久,自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往玉门油矿工作的后任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任总地质师的陈贲,根据玉门油矿的地质资料,于1945年在我国权威的《地质评论》上发表了“陆相生油”的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的谢家荣和担任地质部地质局总工程师的黄汲清,根据他们所创立的“陆相生油”的理论,划定和组织领导了对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从而发现了大庆油田,也使“陆相生油论”成为石油地质学的又一主流理论。
  应该让读者知道的是,以上所列的四位“陆相生油论”的创立者,谢家荣、陈贲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于文革中自杀身亡;黄汲清作为有“右派倾向”的准右派,其后的十余年均在责斥、压抑中生活;解放后到大学做教授的潘钟祥,文革初始便被批斗,赶到干校劳动。他们的“陆相生油”理论为中国的石油工业作出彪炳千秋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却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才被国人所知晓。
  童宪章作为石油开发的专家,在向我介绍完“陆相生油论”后,自然谈到了玉门油矿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大庆油田的贡献。他告诉我,在大庆会战中,地质、钻井、采油、规划、基建、财务、水电、器材供应等部门的八大工程师,有七位来自玉门油矿。石油部指导大庆会战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大部分来自玉门油矿。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玉门,就没有大庆。
  对这段历史短短的回忆是至关重要的,它告诉了我们玉门油矿在我国石油工业史乃至我国现代工业史中的地位。
  读者是否还记得第二章引言中那位石油工业的老领导焦力人所提出的问题?是否可以和我一起,拂去历史的尘埃,洗去明珠的污垢,回答老人的问题了?
  我相信读者在读了我对玉门油矿的历史追述后,会认同下面的结论——
  玉门油矿是英雄的油矿。它是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建设起来的最大的战时工业。
  玉门油矿没有美孚。纵观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它是我国独立自主建成的第一座现代化的重工业企业。
  玉门油矿没有官僚资本。它是以孙越崎为首的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艰苦奋斗建设起来的国有企业。
  它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它所造就的一大批石油英才,为中国石油工业雄视世界奠定了基础,对中华民族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十年后,大庆石油会战中著名的八大工程师,有七位来自玉门。有18,000名玉门油田职工奔赴松辽平原参加了会战。
  五、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领导机构和新开发油田的总工程师、总地质师、技术骨干,大部分来自老君庙。
  截止1986年,玉门油矿先后共支持大庆、胜利、辽河、克拉玛依、青海、长庆、吉林、四川、江汉、华北、河南、中原、江苏、大港油田72,000名职工,设备2100台。
  抗战胜利后,金开英率一大批玉门技术骨干赴台湾接收高雄炼油厂,从一片废墟中重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石化企业。石化工业是台湾近二十年经济起飞的支柱,这座支柱的领导者均是老君庙走出来的人。
  为此,著名诗人李季作诗云:“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
  玉门油矿的贡献还在于,在我们民族史上,第一次以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工业树立起一种精神——爱国主义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任何困难压不垮的拼搏精神,这就是老君庙精神。这是我们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铸造的民族魂魄。
  我们不能割断民族的历史。
  如果说90年代世界瞩目的塔里木石油会战是继60年代大庆石油会战的又一个里程碑,那么40年代初玉门老君庙的“石油会战”应该是大庆石油会战前中国石油工业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这是玉门油矿应有的荣誉。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伯仁由我而死”
被歪曲的历史后面必定是一幕悲剧。全国解放前夕参加保护玉门油矿的骨干,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无一幸免。
  ——采访札记
  
  “伯仁由我而死”
  (在我撰写此章时,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了孙越崎仙逝的消息。哀哉!痛哉!)
  1992年3月16日,孙越崎清晨起来。再过七个月就是他的百岁华诞,他似乎还沉浸在百年风云的梦中追忆里,悟尽了人生沧桑的淡泊透在他慈祥的面庞上,显得那样儒雅,那样宁静。
  电话铃声响了,是他的部下吴京打来的。“中央统战部受###总书记之托,来电话询问,”吴京一字一顿地说,“总书记让问问,孙老爱吃什么菜,能吃什么菜。”
  孙越崎的眼睛亮了。百岁老人不再有太多的激动,心际间的一切情感都渲泄在眼眸中,那是老人的灵窗。他只有感激。
  下午,###将宴请老人。孙越崎明白,这将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它的总书记之手,为他的世纪人生划一个完整的句号。
  粗茶淡饭足矣,布衣陋室足矣。他心中这样唠念着,因为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唠念。但他没有说,他只有谢谢。
  电话放下,孙越崎眼中的光彩没有即逝,他为他心中的隐痛终于获得解脱而喜悦。
  风雨如晦的1948秋,国民党军队在辽沉战场上连连惨败,震惊了南京政府。一向不过问政治的孙越崎深感内战的炮火已成为民族的灾难。据孙越崎估计,辽沉战役期间,东北三省由于内战,工矿业损失达100亿美元之多。此时,他虽已就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但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感失望,逐渐将救国的希望转向了共产党。
  是年10月,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之机,召集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业的代表四十余人,到资源委员会本部聚餐。孙越崎搞了个冷餐会,代表们事先也真以为是委员长请客,直至冷餐会开始后,孙越崎与大家商量起义的事情,才知聚餐只是个遮眼。
  孙越崎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怀着工业救国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再也经不起内战的破坏。我相信,共产党将来也一样要搞建设,共产党在大陆建国搞工业,是一定会用我们的。”他号召大家,“现在战火日渐南移,从平津开始,各位要坚守岗位,保护厂矿物资,准备移交。”
  在南京国民党统治的心脏,一位政府的部长在国民党军队还保持优势的时候,竟然号召部下倒戈起义,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正体现了孙越崎刚毅、坚强,认准目标便无所畏惧去追求的性格。当然,他也相信他的部下,这些只为救国而投身中国工业的书生,是会冒死追随他的。
  正如他的预想,参加冷餐会的人一致支持他的行动。随后,资源委员会绝大多数员工在他的领导下,与潘汉年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护厂护矿斗争。
  孙越崎作为南京政府的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统管着全国121个国营总公司,上千个工矿企业,所属员工70多万。在3万余职工中,百分之四十为大学以上学历,其中3千余人是留洋归来的学子。孙越崎掌握着旧中国工业与人才的命脉,正是由于他的率部起义,使旧中国的工矿企业免遭内战的涂炭,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令新生的共和国迅速地运转起工业的车轮。
  孙越崎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中唯一一个整建制起义的部级单位,它的起义行动在许多人眼里,包括一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眼里,是不可思议的。这实在是行为与信仰不能合一造成的误区。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准则,世界万物是不能用一个尺度度量的,资源委员会先后由翁文灏、钱昌照、孙越崎领导,这三个人都是不同于官僚党棍的大知识分子,他们的部下绝大多数也同他们一样,接受的是西方现代教育,信仰“科学与实业救国”。加之这个部门搞的是工业,使它的文化背景与国民党政府的其它部门有很大的差异。这便造成了资源委员会内敬业、爱国、崇信“公诚”,憎恨腐败,并且鄙视政治的思想氛围。对资源委员会这个群体的评价,并不起源于九十年代的今天,半个世纪前便被局内局外人所认同。
  资源委员会内曾长期没有建立国民党组织,就是件人所共知的事情。直到一九四三年,CC系列用蒋介石的手令,要求重要机关都得设党部,资源委员会才不得已建立了党部,但仅是一个摆设,没有脱产工作人员,没有办公地点,只设立了一个公布栏。国民党在玉门油矿设党部,也同样遭到孙越崎的阻挠。孙越崎是一九三八年加入国民党的,但直至党部进了资源委员会,孙越崎也不允许进玉门油矿,无奈,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只好亲自找孙越崎。
  朱家骅问:“你是国民党员吗?”
  孙越崎答:“是。”
  “那你为什么反对设党部?”
  “因为我在焦作中福煤矿工作时吃尽了党部的苦头。”
  “那好。在大后方重要工矿企业设党部是中央的决定,”朱家骅说,“至于你说的情况,可以放心,我先派三个人到油矿办三期训练班,办完后撤回,以后就由你们自己办党务。”
  朱家骅最终搞了一个折中,结果虽然由玉门油矿自己办党务,但专职搞党务的人在油矿都没有什么地位。
  翁文灏是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理论的忠实信徒,在他的领导下,资源委员会人员不允许搞私营企业,甚至不允许参加私营企业股份。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他曾大骂孔祥熙、宋子文背叛孙中山的遗训。他说:“我不明白,现在有些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在大办私人企业,像扬子公司之类,难道符合三民主义吗?”扬子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宋子文。
  了解了资源委员会的思想渊源,对资源委员会的起义行动也就不以为怪了。
  至于有人说,资源委员会里也有反动派,这可作为上述评价的补充。
  孙越崎的一生中,给予他影响最大的人有两位:翁文灏和蒋介石。翁文灏将他从黑龙江小小的穆棱煤矿,一步步引导到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将他从一个普通的工程技术人员,一步步提拔登上了国民政府部长的高位,成为中国工矿业的最高领导者。如果不是翁、蒋,孙越崎很可能只在中国的一隅默默地劳作一生。就在孙越崎策划起义的两个月后,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院长组阁时,曾将孙越崎的名字划掉,而名单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蒋介石立即又将孙越崎的名字补上,可见蒋介石对孙越崎的器重与信任。为此,在孙越崎百岁时亲笔修订的《孙越崎传》中,没有一句责骂蒋介石的话,只是说:“论私,我背叛了蒋介石;论公,我没有背叛国家。”从中可见孙越崎高洁的人品。
  对于翁文灏,当孙越崎决定起义后,曾竭力说服他留在大陆。翁文灏伤感地说:“你可以留下,而我是第12名战犯呀。”
  翁文灏曾准备带儿子翁心源到台湾,孙越崎则劝他:“心源还年轻,你何必害他呢?”翁心源也表示不去台湾,请父亲将他的已到台湾的妻子、女儿接回大陆。
  孙越崎起义到北平后,仍惦念着漂泊海外的老友。当时不少的民主人士反对翁文灏回国,孙越崎便竭尽全力做各方的工作,争取老友能取得大家的谅解。在孙越崎的心中,对翁文灏不能不说存在回报知遇之恩的思想,他认为能够帮助翁文灏回到祖国,是对老友最好的报答。在孙越崎的努力下,终于得到周恩来的鼎助,使翁文灏于1950年12月回到祖国。
  孙越崎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中国诞生的。他在起义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对部下说:“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会效法苏联搞建设,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确如他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立即以苏联为师,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孙越崎起义的大多数人员也随之成为经济建设中的技术骨干。但对于孙越崎个人来说,却被迫走上了一条崎岖的道路。
  我至今没有找到孙越崎为何不被重用的文字材料。我想,他举行起义的“不可思议”恐怕是主要原因。再有就是他的书生气。1954年政协开会时,周恩来让他上台讲讲领导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经过,他竟不肯上台讲话。这对许多人来说,正是声讨蒋介石,表功表态的机会,他却轻易地放弃了。这其实很符合孙越崎的性格,那种旧时代知识分子为人坦诚,为事执着的道德观和自尊、自谦、自律的人格,使他既不愿张扬所做之事,也不愿去骂曾对他个人有恩之人。但他的所为,又不能不让人怀疑他起义的诚心。
  孙越崎在解放后,曾做过两年的中央财政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在任内为国家制定了《基本建设工作程序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可惜“大跃进”后被废除,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是孙越崎1949年以后,为新中国所做的唯一一件实质性的贡献。
  1952年,中央财委撤消,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管理处,任第三副主任。他步出了京城,从此迎接着一个又一个触及心灵的运动。他的实业家才智再不见闪现出光华。
  一位老人对我说:“如果让孙越崎领导经济建设,国家不会在六、七十年代落后成那样。”
  这只是假设,历史不是由假设写就的。
  当八十年代孙越崎以90高龄复出,为改革奔走于大江南北的时候,一位随员感慨地说:“孙越老出来工作得太晚了。”
  这是事实,是可以入史书的。
  孙越崎的悲剧,确为我们民族的悲剧。
  虽然如此,孙越崎却泰然处之,直至文革被关押,80岁了还被驱赶着挖防空洞,他依旧大度超然。
  但他可以释解个人的痛苦,却无法排除为他人的痛苦。
  文革爆发后不久,江青在一次###上公开点名说,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是国民党特务组织潜伏大陆的行动。当年的“不可思议”,终于成为可思议的“潜伏特务”。
  遍及全国的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几乎在一夜之间无一漏网地被掀上了斗争台。重要人员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逼自杀身亡,家属受株连的不计其数。
  孙越崎的老友翁文灏,文革一开始就被抄家挂牌游街,他的长子翁心源,那位带领全家落户玉门石油河畔的“中国输油第一人”,被迫离开老父,下放湖北,因不堪忍受批斗的屈辱,跳入一条齐胸深的水渠,自溺身亡。翁文灏生有四子,次子心翰是飞行员,抗日战争中在桂林为国捐躯,三子心鹤在无锡,四子心钧在上海,仅有心源在身边,并且有所成就,因此心源是他的全部希望。当他得知心源的死讯后,身心再也无法承受,不久便辞世而去。
  文革初起时,孙越崎曾到北京看望翁文灏,那时,翁家已被造反派查抄。临行,心源送他到公共汽车站,对他说:“孙伯伯,您千万别后悔啊。”孙越崎明白心源的话,他说,他永远不会后悔,他为了民族的大义背叛了蒋介石,何悔之有。可他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与翁氏父子的生死之别。
  孙越崎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他甚至认为这是他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他为此引用《晋书·周岂页 传》中的话自责:“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可见他的心灵负重之巨。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老君庙的护矿斗争
老君庙的护矿斗争
  我不能不再继续玉门油矿的故事。
  这段历史的被歪曲,成为孙越崎的痛中之痛。
  电影《创业》中刻画了一个煽动国民党书记长镇压护矿斗争的油矿经理形象,虽然仅几个镜头,却令观众顿生厌恨之情。
  现实生活中的玉门油矿经理邹明,也可谓“罪有应得”,文革开始不久,便被关入秦城监狱,达七年之久。
  但这是一起在“资源委员会潜伏特务案”中,最为惨痛的冤案。
  我们先回顾这段护矿的历史。
  邹明是我接触最多的石油老人,不仅因为我的姑父虞德麟曾是他的部下,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在石油史上的地位,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国民党政府逃台前的中国石油工业的领导人分别是中国石油总公司董事长翁文灏、总经理张兹闿,协理金开英、严爽、郭可诠、邹明,这些人除张兹闿、金开英到台湾,翁文灏流亡海外外,其余人均随孙越崎起义。邹明是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位。据老人们讲,邹明办事极为干练,为常人所不如。他原是金开英的部下,深得孙越崎、金开英的喜爱,因此提拔很快。
  1948年9月,邹明接任郭可诠中国石油总公司甘青分公司(即玉门油矿)经理的职务,轻身一人从上海到玉门上任。时值内战正烈,油矿生产下降,物价上涨,人心浮动。为了稳住人心,邹明借玉门油矿身处戈壁远离都市之便,违抗南京政府关于职工工资必须使用金元券的法令,想方设法筹集银元,将油矿员工(包括工人)工资全部以银元兑现,并筹集粮食和生活用品,平价供给员工。至解放前夕,邹明共筹得银元(含金银折价)30余万元,粮食一万担。老人们回忆说,由于邹明的努力,玉门油矿近万职工家属在新中国诞生前最黑暗的时期,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国石油总公司被解放军接管。6月1日,邹明在老君庙召开油矿全体职工大会。他说:“油矿是国家的宝贝,是全体职工劳动的结晶,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我要和大家一起保护油矿,与油矿共存亡。”
  由于玉门油矿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自抗日中期大规模开发时起就驻有军队。这支武装力量共有三股:新疆陶峙岳骆驼兵团的一个营;酒泉河西警备司令部的一个高炮连;油矿矿警大队。邹明分析了各股武装力量后,认为,驻军的态度不明,矿警队虽归他管辖,但兵痞多,也靠不住,只有组织起一支以老工人为主体的自卫力量,才是保护油矿的根本之策。
  7月初,邹明组织起由爱国知识分子矿场工程师杨敏、炼厂工程师金克斌任正副大队长的“护矿队”,展开了紧张隐蔽的护矿行动。
  矿场职工将钻机藏进深山,并将油井用砖砌封后伪装起来;炼油厂职工将空油桶装上沙子,叠放垒成围墙,然后用铁条焊死;工务组职工将发电机藏入土坑;运输课职工将近百辆汽车开进深山,卸下轮胎。在最紧张的时刻,邹明派出人员,在进矿要道设置障碍,监视油矿外国民党溃兵的情况。
  8月中旬,邹明受孙越崎电召,飞往广州,秘密潜入香港,会见已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孙越崎,向他汇报玉门油矿的护矿情况,请求孙越崎尽快与中共联系,请解放军在解放兰州后,大军迅速西进,以确保玉门油矿这座中国唯一一座现代化石油基地的安全。孙越崎当即草拟电文,然后让他的夫人王仪孟送给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北平发急电,报告玉门油矿的情况。据后来亲率装甲团挺进玉门油矿的共产党著名将领王新亭将军讲,西进的解放军部队,在前线不断用扩音机喊话,警告国民党残军不得破坏玉门油矿,否则既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
  邹明会见孙越崎后,又潜回广州,向迁穗的中国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张兹闿争取到价值十七万银元的金银,包了一架专机运回大西北。
  随着兰州的解放,国民党残部加紧了对玉门油矿的破坏。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坐镇张掖,派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到玉门油矿,下达破坏玉门油矿的命令。邹明回答说:“油矿是国家的财产,不能破坏。”上官业��悻悻而归。数日后,刘任电召邹明,要他到张掖述职。邹明接到电文后,知此行必有不测,但为了玉门油矿的安危,仍毅然前往。所幸邹明到张掖后,解放军便攻进张掖,刘任仓皇逃亡,再也顾不上邹明的抗命之事。
  解放军神速的进军,使国民党军风声鹤唳,如潮水般地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溃逃。邹明回到老君庙后,为了防止逃兵来矿破坏,下令将矿警队库存的所有****发给护矿队队员,进行武装护矿。为了争取驻军的支持,邹明给拥护国共和谈的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发电,请他对玉门油矿给予保护。陶峙岳此时正与解放军代表商谈起义之事,接到电文后即派人给骆驼兵团驻矿部队送来手谕,命令他们保护油矿的安全。
  对于这段史实,我采访原护矿大队大队长杨敏时,杨敏说,当年玉门油矿由于邹明争取到驻军的支持,护矿队主要对付的是国民党的逃兵,担心他们来矿上搞破坏。如果驻军要执意破坏油矿,护矿队那点武装是抵挡不了的。
  9月22日,酒泉国民党驻军起义,酒泉宣告解放。
  9月25日,解放军第三军装甲部队在军长黄新亭的率领下开进玉门油矿,使玉门油矿终于从内战的炮火中获得解放。
  这便是玉门油矿解放前夕护矿斗争的真实历史。
  在那个“宁左勿右”的年代里有一个极怪的现象,用“绷紧阶级斗争弦”的脑袋对人待事总要从坏的方面看,好人,要先分析他是不是坏人在伪装;好事,要先分析它是不是暗藏杀机,中华民族最为称道的“与人为善”竟成为“麻痹人民”的反动思想。
  这样,邹明在兰州解放前夕,手提装满价值十七万银元金银的皮箱,从广州回到戈壁滩上的老君庙,便成为有口难辩的事情。你是国民党的油矿经理,属反动阵营的官,必定鱼肉人民,手提着那��多钱,为什么不往台湾跑,偏要到大戈壁上来吃苦?一定另有所图。
  我采访过一位老干部,他说:“那时虽然没有明说,却总认为邹明他们投诚是为国民党保护家底,不信任他们。很有才华的人,可惜了。”这反映了当时邹明的处境。
  邹明在解放初期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只管抓生产,但不久说他不重视陕北勘探工作,反对党的领导,被调离石油系统,到燃料部当工程师,直到三年后成立石油部才分配回石油系统。终于到文化大革命时,他的不可思议的护矿行动解释为敌特派遣,潜伏大陆,以伺反攻,顺理成章地被投入监狱,一坐便是七年。
  错误的推理成为事实的结论,竟无人相信一个没有党派(邹明属无党派人士)和政治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爱国之心可以舍生取义!这不啻民族的悲剧。
  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由于玉门油矿护矿斗争中的骨干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随着邹明的被捕,一个假护矿,真潜伏的“美蒋特务潜伏案”也随之诞生。护矿骨干纷纷落入造反派的诬陷之网,无一幸免。
  护矿大队大队长杨敏在大庆油田被批斗,副大队长金克斌在玉门油田被打得遍体鳞伤,家中物品被抄走烧光,仅剩下一张床板;原矿长刘树人身为大庆会战八大工程师之一,被专政队打得眼珠突出,路不能行;原运输课课长李誉柱因在护矿中将近百辆汽车藏入深山而获罪,专政队扒下他的衣服,将他推到零下30度的屋外,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手被冻成鸡爪状,终身致残;曾带领工人进山掩藏钻机的原钻井部主管工程师史久光在大庆油田与妻子双双被投进牛棚,女儿被逼成精神病;另一位与史久光一起亲自驾车掩藏钻机的原矿务室主任童宪章被下放东营油田,接受审查达十年之久;玉门油田总地质师王钅监 之竟被专政队活活地打死;原玉门油矿采油部主管工程师后任新疆克拉玛依油田总工程师的吴士壁和供应科长杨兆麟在克拉玛依也被活活打死……
  被歪曲的历史后面真真的是淋淋的鲜血。
  在我采访的名录中有一位叫杨敏的石油老人,由于他在玉门解放前夕担任过护矿大队的大队长,成为我必须采访到的对象。但有半年时间我一直没有寻访到他,原因是他在大庆退休后,便与老伴到几个儿女处轮流度日,行踪很难觅到。于是,我托采访过的石油老人设法找到他的女儿。
  1994年初夏,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郊区顺义县牛栏山的来信,打开,短短信文下的签名竟是“杨敏”二字。踏破铁鞋。原来他就在北京二女儿杨越北处隐居。信上只一句话:“你要来就快些来吧,我将不久于人世。”
  我第二天便赶到牛栏山他女儿杨越北所居住的维呢纶厂家属宿舍。杨敏已是肺癌晚期,生命正飞快地向终点走去。越北的住房很差,老式的二室房住着老少三代,令人生抑。我问杨敏,以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为什么不找部里,请他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地方?石油部已改为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但老人仍习惯称总公司为部。杨敏淡淡地一笑,说:“我不会进那个门的,去年中央给资源委员会的人落实政策,通知我去开会,我都没去。对我,一切都没有意义,甚至连老朋友我都不愿意告诉他们我的去处。在女儿处度过余生就满足了。”
  杨敏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初始很令我惊讶,待我与他长谈后,才理解了他的超脱其实包容着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我在牛栏山住了两夜,与杨敏谈了三个白天。就像一位即将离职的首长向他的秘书交待他走后的工作一样,他向我谈了他的一生,详细地介绍了他所经历过的半个世纪来石油史上的大事。他夸我人缘好,一接触就对我产生了信任,难怪那么多石油老人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对我说心里话。为此,他说,一部中国石油史装到你的肚子里了,好好地利用吧。
  杨敏1912年生于河北省沧县,1926年上中学时,因为参加声援北伐的活动,被校方开除。1933年考入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毕业后,进入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锡矿勘探队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他被派往越南海防,督运援中物资,一直坚守到日本军队登陆,才撤退回国。随后,杨敏赴大西北,进玉门油矿工作,任矿场钻井部副工程师。1949年玉门油矿解放前夕,他被推举为护矿大队长,为保护玉门油矿免遭内战的炮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解放后,他随石油队伍转战甘肃、陕西、青海,后调大庆,任大庆市物资局副总工程师。
  杨敏面对死亡的冷静,有如渔夫恬然驾着一叶扁舟驶向无际的大海一样,肃寂中令人生出一种震撼的力量。采访中,他情绪高亢,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使我不但忘却他是个垂死的病人,而且也丢弃了采访的疲倦。他很少谈到自己,更多的是向我叙述历史事件,让我了解事情的成因和结果。但在最后一天采访即将结束时,他讲到了文化大革命。
  他说,我当年参加玉门油矿的护矿队,功过由历史评说,但文革中把护矿的行动说成是为蒋介石守财,等待他###,并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揭发斗争,真伤透了心。到了文革后期,我成了死老虎,没人再理会我,我以为总可以搞搞业务,
  干点儿正经事了,不料想,电影《创业》在大庆一放,我立即又被说成是那个叛徒、工贼冯超。到处抓叛徒,玉门油矿什么时候有过共产党的叛徒。那时我已六十多岁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为石油工作,真叫人痛心疾首。
  他的目光骤然黯淡下来,令我吃惊的平静也随之逝去。他开始絮絮地谈他自己,不再顾及与我的交流。
  他说,虽然早就为我平了反,可文革的阴影总笼罩着我。那是历史啊,后人会怎么看我们。68年前我从迎接北伐驱赶反动校长被开除起,就立志精忠报国,可万万没有想到玉门油矿护矿竟成了我人生事业的顶峰。此后,我总是被怀疑对党不忠诚,职务越干越低,工资越挣越少。建国初我是三级工程师,到最后,竟无事可做。我是壮志未酬啊!
  他的眼里噙着泪花,流落出痛苦的目光。
  我终于看到了真实的杨敏。
  两个月后,杨敏去世了。他的女婿告诉我,那夜,他离去时,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一丝声响。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晴空一鹤排云上”
“晴空一鹤排云上”
  孙越崎落泪了。
  他长久地为此困惑,遥望夜空,沉默不语。
  似乎1949年那一页还未翻过去,他人生最为动人的一章还未划上句号。
  但此刻,我们共和国都在流泪。原资源委员会起义人员是在与我们民族共度着苦难。
  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和不可预知。当文化革命经过十年###终于结束的时候,灾难的文革犹如一面反射的凹镜,反而给中华民族折聚出一个前进的焦点。邓小平站在了这个焦点上。
  九旬老人孙越崎焕发出青春。在1980年的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他又被委以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的重任。孙越崎特有的刚毅、顽强、勤奋、朴直、旷达、机敏的性格,没有因岁月的磨砺而消逝,他又像四十年前创办玉门油矿那样,重返经济建设的战场。
  但孙越崎没有忘记1949年那一页还未划上句号的历史。他不断收到部下的来信,向他叙说胸中的郁积。都是古稀老人了,他们不甘心就这样告别人生,他们请求老长官向中南海讨个说法,帮助他们尽快地平反。
  面对部下的来信,孙越崎夜不能寝,常常半夜披衣握笔疾书,向他所能找到的通天人物呈述原资源委员会起义的经过,希望中央能够给予落实政策。
  1983年4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原资源委员会的问题,并于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下发落实政策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护产有功,有功人员“既往不咎”,不列为起义人员。但就在这份文件上还有“潘汉年同志通过审慎细致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的文字。
  这与孙越崎1949年的初衷是不符的。
  部下更觉不妥,但不愿再去打扰孙越崎,他毕竟是九十岁的老人了。文革后百废待兴,有多少事情要做,统战部下文该满意了。是的,该满意了,这些老人啊,去享受夕阳的温暖吧。只是这温暖带有几多的无奈。
  又是九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部下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不情愿夕阳的无奈,又纷纷握起颤抖的笔给孙越崎写信,叙说自己的胸臆。
  百岁老人孙越崎在这世纪光华即将流逝之际,再也关闭不住怦动的心扉,又提起笔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他要请这位小他三十岁的共和国领袖为四十三年前的历史页章划一个完整的句号。
  在给###的信中,孙越崎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原资源委员会1949年的护厂护产行动是起义行为,请求中共中央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给一个满意的结论。
  信送走后,孙越崎心中愈发的不宁,他担心,如果此次申述不行,他只有带着对部下的内疚离开喧闹的人世了。他坐卧不安,至半夜实在按捺不住焦虑的心绪,起床拨通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家的电话。他对刘延东说:
  “我给江总书记的信实在放心不下啊。”
  刘延东理解老人的心情,她安慰老人:“孙越老放心吧,江总书记一定会处理好此事的。”
  果真,###收到信后,便派丁关根、###到家中了解情况,随后决定宴请孙越崎。
  午睡起身,电话铃声又响了。是吴京的声音。这位原资源委员会煤业总局副局长是随孙越崎起义的核心人物,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怀疑是“潜伏特务”,关押了17个月,1958年,他又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到1978年才平反,因此,他对这次宴请的激动心情不亚于孙越崎。
  “江总书记又让人来电话嘱咐,说中南海的房间比较大,暖气不够,请孙越老晚上来时多穿些衣服。”
  暖流倏然布遍全身。谢谢,谢谢,孙越崎依然只有谢谢,他已无需存半点虑心,那句号是定然要划上了。
  春风虽至,乍暖还寒,红墙围绕的中南海里却因浓烈的人情人意,漾溢出一派暖洋洋的气氛。
  孙越崎步下汽车,###早已在楼外驻足等候,这位以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被外界传颂的当代中国领导人健步迎上去,握住了老人的手。在这一瞬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电花,将两代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孙越崎为实业救国,毕一生之功奔走于荒山野岭,开矿办厂;###为承中共一、二代领导人建设四化之宏图,励精图治,不畏艰难,这是中华民族两代知识分子的一握。中国龙腾飞在即。
  宴罢归来,孙越崎应###之请,为他书写了一幅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时逢盛世,万象更新。这首诗绝妙地表达了孙越崎的心境。
  199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在京的部分人士,以公开的形式评价了原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历史功绩。
  不久,原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陆续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联合发来的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对待,参加革命时间自1948年10月算起,即孙越崎开冷餐会的那一月。注意,没有了“起义”一词,但这个结论无疑对那段历史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1992年10月16日,孙越崎百岁华诞,###送来一幅他与孙越崎亲切交谈的彩色照片,上书:孙越老百岁寿辰留念。
  谢谢,谢谢。四十三年前的那一章终于划上了句号,可以翻过去了。孙越崎心如静子,他不再受情感的折磨,目光安祥而温和。他可无愧于过往的世纪,更可清白坦然地面对未来。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
这是一种残酷的选择:成就与人格,二者必居其一。一个科学家为了生存和继续科学事业,必须先失去人格,否则就失去自由。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采访札记
  “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
  玉门油矿解放前是否有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一直是个围绕石油史学家的谜,七十年代电影《创业》上映后,这个谜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按照阶级斗争的观念,玉门油矿的护矿斗争应该由共产党员去组织领导,而实际上又找不到共产党员的影子。我曾经问过解放初期到玉门油矿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均不曾听说过地下党之事。就在这次我对玉门老人进行采访的初期,也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信息,既使是像邹明这样领导了护矿斗争的头号人物,对地下党之事也茫然不知。于是,我便不再探索玉门油矿地下党之谜了。
  一天,我采访赵宗仁老人,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王道一是解放前的玉门油矿地下党员。”我的心不禁怦然一动。虽然全然没有准备,但在那一瞬间我决定就此事追索下去。
  王道一在玉门老人中的绰号叫“老道”,人飘逸而超然,与我书信往来的第一回合,便相互成了忘年之交。当然也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使他在以后二年时间里给我写来了玉门老人中最多的文字,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之谜也随着他的来信逐渐揭开了面纱。
  1939年8月,当老君庙一号井出油的消息传遍大后方的时候,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是年冬天,中国共产党长江局川东特委决定派遣党员潜入这个大后方最大的工矿企业开展工作。
  担任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委三峡实验区特区工区区委宣传部长的王道一,此时正在资源委员会矿室工作,自然成为潜入老君庙的最佳人选。
  王道一在潜入老君庙之前,工区区委书记刘渝明向他交待任务时,曾对他谈了两件最为重要的事:一是进入矿区后,会有一个自称“张文森”的人来接关系;二是倘若接不上关系,可一面找党,一面建立党支部,单独战斗。
  1939年底,王道一经张心田介绍进入老君庙,公开的身份是“试用技术员”,在老君庙旁的炼油房值班炼油。
  几乎在同一时期,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的陈贲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到油矿地质室工作。不久,又有一个叫刁德顺的从酒泉气象台来矿上作杂品库管理员。陈、刁二人见面后非常兴奋。王道一后来了解到二人原来都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且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王道一从而了解了他们的政治倾向。
  在以后在深谈中,很快三个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刁德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大毕业后,随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委书记孙友民进入甘肃,潜伏在酒泉气象台工作。陈贲自“一二·九”运动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虽然几经坎坷,信仰从未改变。
  1941年4月,刁德顺、王道一在杂品库刁德顺的宿舍内,为陈贲举行了入党仪式,随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油矿党支部,刁德顺任书记。
  “张文森”一直没来接关系。1942年夏,党支部决定乘陈贲出差兰州之机,冒险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党的关系。到兰州后,陈贲找到东梢门八路军办事处,经交涉,见到一位穿灰色衣服的老者。据推测,这位老者很可能是当时任办事处负责人的谢觉哉。陈贲向老者详细汇报了玉门油矿地下党支部的情况,请求办事处帮助接通与甘肃工委的组织关系。老者听完汇报后,表示不接受“红色联系”,请陈贲回去。这明显是为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破坏。陈贲实则已完成了任务。
  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书记孙友民派省委组织部长赵振雄来到了老君庙。在听取刁德顺的汇报后,即代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工委批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油矿党支部的成立,并正式任命刁德顺为书记。指示党支部要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敌战区和国统区地下工作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原则进行工作。
  赵振雄的到来,给了党支部极大的鼓舞。但始料不及的是,越振雄回省不久,甘肃党的组织即遭破坏,省委全部撤回陕北。党支部想尽一切办法接关系,都未能实现。直到四十年后,王道一才知道,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了甘肃党的所有联系,孙友民、赵振雄回延安后,也由于康生在整风运动中的“扩大化”被关入牢狱,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获解脱。与党支部直接联系的赵振雄解脱后,派往东北工作,再也没回甘肃。
  虽然党支部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但凭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没有停止活动。1943年,党支部发展了孙馨沛入党,1949年,又发展了申松昌、冯承翌、赵志澄三位同志。
  1944年,刁德顺回新疆料理父丧,由王道一代理书记。同年,陈贲被派赴美学习。抗战胜利后,王道一调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工作,支部工作交孙馨沛负责。陈贲留美实习归国后,也留在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
  在玉门油矿解放前夕的护矿斗争中,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得不到上级党的指示,无法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工作,而没有表现出多大作为,这也使得邹明只有越过千山万水,到香港去寻求共产党的援助。但陈贲和王道一积极参加了上海中国石油总公司的护产斗争。尤其是陈贲,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受石油总公司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并受党的委托,作护产的联络工作。他还利用自己在工程技术人员中的影响,做不去台湾的工作,使得总公司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基本留在了大陆。
  全国解放后,由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与上级党中断了联系,并且找不到单线联系人孙友民、赵振雄,而没有被党组织所承认,但党支部成员都在各自单位重新入了党,尤其陈贲,不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批党员,而且肩担重任成为石油工业部的第一任总地质师。
  可是,这段历史终究没有结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不能不被附之各种说法。“脱党”便是其中之一,直至文化大革命成为一种与“叛党”相似的罪行。党支部的所有成员受尽了迫害;陈贲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派”,文革时更是在劫难逃,含冤死在了青海冷湖。
  逃过文革劫难的几位老人,望着镜中的白发,才意识到,洗去身上的屈辱,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而且是维护党的荣誉,维护党领导工人运动历史的大事。
  他们像40年前一样,开始了再次“找党”。在中央组织部及地方党委的帮助下,历尽周折,找到了孙友民,赵振雄。孙友民现名孙作宾,解放后任甘肃省委书记;赵振雄现名为王实先,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经他们证明,老君庙地下党支部成员的党籍全部得到了承认。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的谜底,既没有电影《创业》中刻画的叛徒,也没有惊天的伟业,但却映像出中国共产党人在困苦的环境中,坚定信仰,不屈不挠的精神。
  可就在谜底揭开之日,又使人产生出另一个谜:这段极为重要的石油工业史实是八十年代中期确认下来的,可为什么以抓思想教育著称的石油系统却几乎无人知晓呢?这难道不是石油工人最好的传统教育教材吗?我在石油工业党的基层宣传部门工作了七年,深谙石油系统思想教育的方法,遇到这样一个石油系统内的革命历史史实,是无论如何也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的,可为什么却出现了“偃旗息鼓”的局面呢?最起码陈贲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任总地质师,又有这样资深的革命经历,是可以作为“红色石油专家”进行宣传的。
  1994年夏,我在中国石油报的帮助下将这段历史写成一篇题为《岁寒松柏叶长青》的文章,在报上连载。文章发表后,石油老人纷纷给我来信来电话,情见乎辞,感谢我为石油工业作了件大好事。这虽很使我愧然,但又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由此在与石油界人士的交往中,便不断听到了帮助我解开新谜的肺腑之言。
  只是谜底实在让我愕然——
  这段历史被“杀封”的原因,只因为陈贲的存在。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右派”陈贲
玉门石油老人每每向我提起陈贲,总要叨念他的成就和人品。他是新中国诞生之初,最令玉门油人骄傲的人物,作为新中国第一任石油总地质师和“陆相生油”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不但才华和成就令如今在世的石油专家无人可与他作伯仲之争,就是地位和影响,在当时也是老玉门人中最高的。他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油田总体开发方案和油区钻探设计方案,仅此一点,便足见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
  陈贲不同他的前辈、地质部的老总谢家荣,他是位共产主义战士,但在对待科学的真诚上,他们又惊人地相似。书卷气笼罩了他们的躯体,本能地拒绝官场宦海,自认为新社会已是大同的境界,而将心身全部投入到科学与建设中去。谢家荣被打成“右派”时,还有点预感,而陈贲身陷绝谷,则如登临险峰开怀畅吟之时,被人猛击一掌滚落崖底的一般,事先竟无丝毫察觉。
  1958年春,“反右”斗争已进入尾声,石油部仍没有大的举动。一般的群众以为运动也就这样完结了,陈贲也是这样认为的。在1957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时,书呆子陈贲没嗅到一点****味,到了秋天竟又跑到外地去落实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会议”精神,回来后,又闭门分析全国石油勘探工作的现状,然后写了一份“对现行的计划任务办法的意见及修改建议”的材料,呈报石油部党组。这份材料处处闪现着科学家的坦诚和对石油工业的执着,虽然没有一句表示忠诚的话语,却充满了对党对新中国建设的爱。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张巨网大开着,正等着他的游入。那份呈送材料只几天功夫便成了“恶毒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义义”的大毒草,陈贲也随着�了石油部“反右”运动中的众矢之的。
  陈贲的“首恶”是向党夺权,原由是:陈贲提出石油的勘探要以寻找储量为目的,因此应以储量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指针,而当时石油工业的个别领导则坚持勘探以进尺作为完成国家计划的指针。陈贲说,如果勘探不是为解决石油储量的问题,那么勘探还有什么意义呢?书生陈贲对石油太痴情,他就没有想到勘探以进尺为指针,不但好计算,好管理,而且进度快,见效大,自然也好报功。
  多少年来,我们的石油钻井工人都是在快打井、打好井,完成进尺任务的鼓动下奋勇工作的,为了赶超世界钻井进尺纪录,甚至“集中优势兵力”让一些标杆队突击进尺。每年报纸上的祝捷喜讯更因进尺的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大书特书。但是,钻井打了多少干窟窿?进尺与储量比有多大?却无人理睬。因为这一决策的失误,几十年来地下资源遭到多大破坏?有多少国家的资财白白扔到了地下?更是无人过问。
  1958年春,书生陈贲过问了,并且还建议成立“石油储量委员会”来审查各油田的勘探成果,只是,他不但成了中国“反动唯储量论”的代表,而且被戴上“阴谋向党夺权”的罪名。陈贲不能不下地狱了。
  这是新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大的冤案。
  对于这一冤案,每一位有良知的石油专家学者都是清楚的,因为真理与谬误在科学面前有如泾渭一般分明。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当一批新一代的石油科学家登上石油工业领导岗位的时候,陈贲的“唯储量论”冤案很快便得到了改正,并且实现了他的成立“储量委员会”的设想。如今,不但将储量作为石油勘探的唯一目的,而且与产量共同作为石油工业的任务指针,写入了国家计划,从而结束了以钻井进尺作为完成国家计划指针的历史。
  陈贲的“余罪”更令人感到时代的滑稽。
  一曰搞资本主义招标制,宣扬利润挂帅。事实上,1956年陈贲出差期间,看到许多探区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后,向部领导提出建议:在勘探部门要搞经济核算;对工作无成果的要控制投资额;在生产部门实行自负盈亏,并且要上缴利润为国家积累资金。经过历史的甄别,陈贲的这些建议现已全部在各油田实行。
  二曰反对苏联专家。事实是,苏联专家认定一个地质构造上有石油,并且在没有勘探结果的时候投入大量资金。而陈贲认为这个构造上没有石油,应该立即停止钻探。苏联专家固执己见,结果正如陈贲所料,探井全部报废。
  三曰包庇反革命分子童宪章。事实上,五十年代初石油开发专家童宪章在生产上提出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时逢“肃反”运动被说成是“搞技术破坏”,受到审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次次地抄童宪章的家。陈贲在老君庙曾与童宪章同居一室,深知童宪章的为人,便挺身而出阻止保卫干部的抄家行为。童宪章的问题最后不了了之,而六年后这竟又成了陈贲的罪状。
  凡是熟悉陈贲的人,对陈贲被打成“右派”均感到始料不及,因为大家都知道石油工业前领导人当时任石油部副部长,与陈贲同是清华地学系的同学,1957年春天俩人还结伴到克拉玛依视察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忍看陈贲落下深渊。命运就是以这样的逆向选择在生活中展现它的残酷,恰恰是同学之谊,使陈贲在动荡的政治大气候中处于失利的境地。
  陈贲1934年考入清华地学系,曾任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席的武衡与他同班,那位已谢世的前石油工业领导人晚陈贲两年入地学系学习。陈贲与这位低年级同学共同参加了清华“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年后,俩人又分别进入解放区参加抗日活动,但陈贲不久又到昆明继续学习,而那位同学则成为了职业革命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贲成为石油工业的技术领导,那位同学成为石油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两个革命战友加同学走到一起,携手共进,相得益彰,真可谓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幸事。最初的几年,俩人确实合作得极为愉快。陈贲的妻子黄佩文给我看过的照片中,有许多是他们二人共同在野外考察的镜头。
  人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是由人的经历所决定的。陈贲的那位同学毕竟是在革命熔炉中锤炼了十多年的政治工作者,在政治舞台上老练而高超,而陈贲虽然在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一直未脱离技术岗位,灵魂仍蜷曲在书生的蜗壳内。那位同学在卢沟桥的炮声中,只读了一年地学系便放弃了学业,如果他只作为政治领导,本无可非议,而他却还要做技术的内行。这样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学识上的不足,就不可避免地与地质学家陈贲在技术上发生矛盾,再加上陈贲不谙世故的书生气和耿直、倔强的性格,与那位同学的友情便渐渐产生了裂痕。于是,那位同学政治工作者的一面开始发生作用了,当有人反对他的时候,那怕是非政治原因,他也不再把自己看作是技术专家,而看作是党的化身,陈贲与他个人在技术上的争执也就成了党与反党的斗争。
  我研究了陈贲这位同学的生平,应该说他是一个怀有极高爱国主义激情的人,为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了毕生的努力。但是,他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在我们这个本世界初才把皇帝赶下龙椅的国度里,他的灵魂中不可能剔除封建主义的意识。当“功成名就”后,便会膨胀起“家天下”的思想,以致家长作风在他主政石油工业的时期很是盛行。他的话就是真理,反对过他的人,下场好的几乎没有。陈贲被打成“右派”后的三十年里,石油系统再没有一个人敢与他拍桌子辩论。他的威严,即使在他去世后,每当提到他的过失,还令不少石油老人心有余悸。童宪章就曾在我采访时说:“我请你保证,在这位石油工业前领导人活着时,不要发表我们的谈话内容。”
  童宪章的话不久便得到印证。
  1994年,我国科学界泰斗黄汲清、翁文波提议,为陈贲出版纪念文集。石油老人闻讯后纷纷解囊资助。我作为编委参加了文集的编辑工作。
  1995年5月,文集编撰完毕,定名“清气长留”。此后,蹊跷的事情出现了。
  文集主编拿着文稿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一位领导的批条到石油工业出版社,请出版社总编审阅,并说明,所有出版费用已筹集好,无需出版社破费。两个月后,那位总编将文集主编和我请去,向我们提出三个出版条件:一是文集不许出现“反右”的文字,因中国共产党中央一直未完全否定“反右”斗争,陈贲虽已平反,也不宜宣传;二是书名“清气长留”太刺激人,要改;三是必须有总公司总经理对文集出版的签字,或者那位前领导曾明确指示可以出版此文集。如果没有这三条,他不敢批准出版此书。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右派”问题改正十七年,陈贲平反十六年后出现的咄咄怪事。这只可解释为陈贲在石油系统许多人心中还没有实际的平反。这挟山超海的三条是绝然做不到的,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不可能去涂改历史;为了逝者的尊严,我们不可能去迎合权贵;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身份的总经理负责文集的出版,更不可能请那位石油工业前领导人作出指示,因为他已去世两月有余。因为怕翻“旧账”,得罪陈贲的那位同学,为中国石油工业奋斗了一生的新中国石油工业第一任总地质师,只有走出石油系统让人们纪念他了。
  也就在此时,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老君庙地下党支部的历史被“封杀”的原因。
  纪念文集是在三峡出版社出版的,从总编接稿到出书仅用两个多月。载有陈贲“陆相生油”说的文章,在新中国第一次公布于众。
  纪念文集出版后,在石油系统的老油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是搞政工的还是搞技术的,都怀着庆贺的心情向主编道谢,感谢他为石油工业做了件大好事。石油工业出版社的那位总编对此作何感想我不得而知,但从没有发生总编所担心的事情来说,可以看出陈贲在石油人的心中占有多么重的份量。中国的历史毕竟已走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在文集编撰最紧张的时刻,我曾托朋友给陈贲的那位同学送过一封请求采访的信,信中婉转地告诉他,陈贲八十岁的妻子黄佩文为了文集的出版,已从湖北来到北京。我相信“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句充满了人类对和平与友爱渴望的古训,作为暮色中的老人,会对过去的一切有大彻大悟的反思。我甚至幻想他能见见黄佩文,那将是人间最为动人的时刻。但他的秘书转告我,他已走近人生的终点,不能说话了。不过,这位秘书还告我,他在能自理时,曾深情地回忆说:“陈贲在‘一二·九’运动中是位干将。”一个月后他去逝了。
  更令人遗憾和悲痛的是,纪念文集的顾问和主任编委黄汲清、翁文波在文集编撰过程中相继仙逝;童宪章根据翁文波的心愿,代他为文集作序。谁料苍天无眼,在文集出版之日,童宪章也撒手尘寰。
  黄汲清在文集编撰之初,曾为文集题诗一首,这是黄老93岁之躯的绝笔之作,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此诗可看作本章提纲挈领的要文。
  英姿飒爽气昂昂,眼神正视剑眉长。
  白龙池畔曾聚会,涉水登山君争光。
  河西探油相随好,同行美年和庆昌。
  大家欢聚老君庙,石油车队走四方。
  刚正不阿遭人忌,随波逐流非你长。
  自然科学家本色,不同见解有主张。
  天长地久浩气在,大家学习好榜样。

戈壁悲歌
戈壁悲歌
  陈贲的人生悲剧就在于他不趋炎附势,阿谀取容。
  老人们都说,当时只要他向那位同学低一下头,就可以躲过噩运,在自然科学上有更大的成就。
  这就出现了一个残酷的选择:成就与人格,二者必居其一。一个科学家为了生存和继续科学事业,必须先要失去人格,否则就失去自由。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科学家若不维护科学的尊严,还能有科学家的人格吗?陈贲自然选择了后者。他不服对他的野蛮的批判,与他的那位同学相互拍着桌子喊。据说,最后是陈贲甩袖子走的,他的同学也气得脸色青白。这便成了他们同学情谊的决裂。
  没有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可陈贲的处分却是最重的:极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青海冷湖油田。黄佩文告诉我,陈贲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她说,如果档案材料有认罪的签字,那一定是假的。拒签,体现了陈贲人格的力量。
  陈贲唯一内疚的是对不起他的妻子黄佩文。黄佩文回忆说,自1942年与陈贲结婚到1966年陈贲去世,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掰着手指也就七年。陈贲的心都献给了石油,献给了荒原。陈贲错划为“右派”后,曾两次提出与她离婚,为的是不连累她和两个女儿,均遭到她的回绝。不过,她也令陈贲做了件违心的事,让他去拜访他的那位同学。陈贲怀着负债的心情,听从了她的话。
  那日,陈贲敲开了那位同学家的大门。门卫问明来意后,进去通报,回来时,对陈贲说:“首长刚开会回来,现在要休息。”
  “那我看看他的爱人。”
  门卫再次返身去汇报,出来后又说:“××(那位同学的夫人)同志也要休息。”
  那位同学的闭门羹深深刺痛了陈贲的心,从此,他再也未见那位同学,黄佩文也再不劝陈贲去作受辱的拜见。不久,黄佩文作为右派家属,调离石油部机关,下放到四川油田大山里的南充地调处自贡基层队,两个女儿仍在北京读书。一家四口,从此天各一方。
  冷湖油田地处青海柴达木盆地西部,海拔近三千米,高寒缺氧,荒漠无垠的戈壁上不但人迹绝无,连地表植物也难觅到。缺少水源,进入戈壁一旦迷失方向,就有被大漠吞噬的危险。四十年过去了,这里仍然是我国生活与工作最为艰苦的油田。
  陈贲到冷湖后,还是有许多机会回北京的,因为大庆油田已开始大规模开发,正是用人之时。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一直关心陈贲的命运,据说他曾托人捎话给陈贲,让他回北京认个错就行了,但陈贲死不认错。1962年,余秋里到冷湖视察,特意让陈贲参加座谈会,并在两期演示文稿上登载陈贲的发言。1963年底,余秋里又亲自安排陈贲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这是陈贲落难五年后第一次与亲人相会。令余秋里失望的是,数年的期望,没等到陈贲一句认错的话。余秋里职位再高,也无能为力了。
  除余秋里外,陈贲的亲朋老友劝说他认错的话更是不绝于耳,但都被陈贲所拒绝。眼看一批批的“右派”被摘帽重新安排工作,陈贲的故交只好写信给黄佩文,恳请她劝说陈贲认错,好早日回来工作。信中动情地说:“我们需要他。”
  1964年,陈贲在老君庙的好友、地质学家杜博民到冷湖油田出差,专程去看望陈贲。他提出想与陈贲认真谈谈,谁料竟被陈贲拒绝。事后,与陈贲一同落难的一位青年技术员劝陈贲接受杜教授的谈话。陈贲低沉地说:“他要谈的无非是关于如何撤消我的处分的问题,要我写一份检讨,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罢了。历史会作出结论,我不能为了早日撤消处分而违背良心去说假话。”
  此言虽说自戈壁荒野,但其所折射出的人格的力量却如九鼎大吕,令世上多了几分做人的尊严。
  后来得知,石油部曾给青海石油局去函,请他们找陈贲谈话,只需他写一份简单的检讨,就可以解决他的“右派”问题,但遭到了陈贲的拒绝。心如铁石,气若长虹,陈贲这种为了真理宁折不弯的性格,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富有社会理想和肩负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所展现的一幅幅悲壮的画卷,从屈原放逐汨罗江到林则徐罢黜新疆,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以爱国、守节、清贫、修身为处世之本的优秀品质,强烈地闪现出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精神。但伏清白以死直,那些对生活怀有原则的人,却往拄只有令后人哀叹的悲凉结局。我们曾经批判说这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身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陈贲,以他的悲剧与历史上的悲壮画卷连缀成幅,就不能不说我们今日为结束这种反道德历史而进行的席卷神州的改革大潮,同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陈贲在升华他的悲剧人格的时候,并没有放弃他的地质学家的责任,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他毕生追求的石油事业工作,继续研究和丰富他的“陆相生油”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去指导冷湖油田的开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于1963年完成了“勘探侏罗系寻找新油藏”的论文,并根据论文中阐述的理论,在青海陆相侏罗系地层找到了丰富的油流,从而掀开了青海石油勘探开发的新篇章。陈贲这篇论文的价值可以作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三十年前评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话,陈贲因这一理论贡献,是必定要捧走奖杯的。
  但冷湖毕竟是一个小油田。我由此想到了大庆油田,想到了胜利、辽河、华北、大港……如果陈贲不被陷入樊笼,作为石油部总地质师,他将作出何等大的贡献。人类社会没有比浪费人才更大的浪费了。
  陈贲始终对他的“右派”问题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怀有希望,但文化革命的风暴在冷湖戈壁上卷起的尘埃破灭了他的希望。有传闻说,他死前曾被毒打,实际上,他刚刚受到点名批判时,便冷静地作出了选择。他一定认为生前再也没有恢复真理的可能,只有玉碎成仁了。
  1966年6月15日,地质学家陈贲以石油部头号“右派”之身自缢冷湖。
  就在陈贲的灵骨孤寂地在戈壁的风沙中度过了14个春秋后,一位石油老人的骨灰从北京飞越千山万水,安葬在他的身旁。
  两个并蒂的墓碑,为人间又刻写了一段感天动地的故事——
  还要回溯到1958年春的“反右”运动。当时石油部曾附会出一个反党的“陈、黄联盟”,陈,就是第一大右派陈贲;黄,便是那位安葬在陈贲墓旁的老人黄先驯。
  陈黄二人抗战时期曾共事玉门油矿,解放后又同为新中国初创的石油工业奔忙。今天看来,他们不仅有着相同的经历,而且还有着相同的理想,相同的性格,相同的学术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同,便是黄先驯比陈贲更加不被驯服。至于政治联盟,实属扑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一切源于黄先驯在担任石油部勘探司地质室主任工程师期间,制订了一份《中国石油勘探方针》,文中支持陈贲的石油勘探以探明储量为目的的观点,拥护成立储量委员会,公开说:“打不打井应由储量委员会决定。”
  黄先驯的“反党倾向”比陈贲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不能不与陈贲一起下地狱了。
  他与陈贲一样,拒不在“右派”结论上签字,为此,他与陈贲的结论也如出一辙,因为态度极端恶劣,而被定为“极右派”。
  陈贲放到了大西北的柴达木。
  黄先驯放到了东北边陲北大荒。
  东西万里,关山重重,俩人今生从此再无音讯相闻。
  辗转曲折,我找到了黄先驯的长女黄嘉明。她是中国影协的研究员,虽然已是50岁的中年人,却依然光彩照人,丝毫看不出命运给她留下的伤痕。但她告诉我,父亲走后,全家八口人没有一分钱收入,全靠国家最低的救济金生活。陈妈妈(陈贲妻子)、童妈妈(童宪章妻子)曾在夜晚送些衣服给他们度寒,除此,她便要在寒暑假带着四个弟妹去干零活儿挣钱。
  气氛很压抑,但黄嘉明一直未停顿地向我讲叙父亲的故事。四个小时的激扬与泪水,也使我始终沉浸在对一个伟大灵魂的追忆中。
  采访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由于生活的困苦和政治的压力,黄嘉明对父亲做了至今仍感内疚的事情。她率弟妹集体给父亲写了封划清界线的信,抗议他的顽固。宽宏而仁慈的父亲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写了一封影响他们一生思想的信。信中写道:
  “你们不要惧怕艰苦的生活,困难和挫折可以磨砺人的意志和品质。你们不要强迫我做我不能做的事情,我不能昧着良心斯骗别人,欺骗自己。如果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后代活着,这是禽兽都可以做到的,而人与禽兽之所以不同,他还要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他认为符合科学的真理。”
  由于黄先驯的“顽固”,1965年被判15年徒刑,投入了监狱。
  但监狱的高墙锁不住他热爱石油的心。为掌握世界和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状况,他在狱中利用做读报员的机会,将《人民日报》上所有涉及石油的报导都用蝇头小字抄录下来。十几年过去竟积累了几十万字的笔记,用这些笔记作数据,写出了十五万字的能源开发论文。由此可见,他对未来充满了何等坚定的信念。
  黄先驯比陈贲幸运,等到了平反的一天。1979年秋天,他走出了监狱。
  回到北京,黄先驯才得知他的老母、妻子已于十年前相继过世。悲痛过后,他便提出要去柴达木工作,并且立即就做动身的准备。
  我问黄嘉明,她的父亲这样迫切地要去柴达木,是不是因为北京已无牵挂之处?黄嘉明否定了我的说法。她说,父亲是个具有崇高理想的爱国者,既使受难期间,也没有放弃为国家寻找石油的责任。出狱后急于投身石油工作,追回失去的二十年光阴,应是在情理之中。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柴油木,父亲曾断断续续表示过,青海石油探区解放前便归玉门油矿管辖,父亲一直对那里的石油感兴趣。1957年夏,他本要去柴达木视察工作,车票都买好了,部里突然通知他参加鸣放会,他只好退了票。谁知会一开,他便大祸临头了。他是在柴达木前停止了生活的脚步,当他重新获得生活时,他认为应该继续走下去。回北京后,他听到了陈贲惨死冷湖的消息,一夜未眠,他深感应到柴达木去陪伴老友,完成他未完的事业。正是这诸多的原因促使他要去柴达木的。
  听完黄嘉明的解释,我总感黄先驯的柴达木情结一定还隐藏着更深的东西。他来自茫茫的戈壁,当他饱经了人世的沧桑后,一定彻悟了那片苍凉的土地不仅是他向祖国和人民坦露忠诚的地方,而且是他最好的归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重义的品行,使他不能不走向大西北的荒原。
  但不幸的是,黄先驯出狱仅半个月便因腹泻确诊为直肠癌,一个月后进行手术,发现已是晚期。他刚结束囚徒的生活,又开始遭受病魔的折磨。
  黄嘉明告诉我,当父亲病倒后,柴达木便成了他生命最后岁月与病魔搏斗的精神力量,只要提起柴达木,他躁动的心就会平静,只要提起柴达木,他就会乖乖地吃药打针。他像在监狱里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一样,仍坚信病魔一定会逃离他的躯体。
  但是有一天,黄嘉明来医院探视,在病房外听到里面传出哭声,止步静听,是她的父亲在向医生哭诉:“大夫,你听,天上飞机在响,地上汽车在响,听到这种声音,我就觉得是咱们国家在向我要石油。我不能躺在床上,我要站起来,我要去柴达木,我要给国家去找油,你们一定要多想点办法,快点治好我的病啊……”黄嘉明的心颤粟了,她没有进病房,她没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个哭泣的父亲。
  黄先驯最终明白了柴达木只能成为他病榻上的梦想。二十二年前向柴达木迈起的脚,经过二十二年苦苦的等待,依然无法踏上那片土地,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但是地质家的冷静很快使他回归到现实。他立下遗嘱,生不能当柴达木的人,死作鬼雄也要踏上柴达木的戈壁。他要与陈贲葬在一起,向苍天大地表明一个老石油人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向他的同志和兄弟表达人间最真挚的友谊。
  大西北浩瀚的原野迎接着它的石油儿子。
  黄先驯终于回到了他曾为之奋斗过的大戈壁,终于在冥冥之中与陈贲的手握在了一起。
  这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墓地啊——
  荒原上湛蓝的天空呵护着这两个高尚的灵魂;
  无垠的戈壁滩拥抱着这两个高尚的灵魂;
  柴达木永不停息的风歌唱着这两个高尚的灵魂。
  他们为石油劳累一生的心,在这寂静的天宇下享受着快乐;
  他们为石油奔波一生的双脚,在这辽阔的故土中享受着休憩。
  这是中国老石油人与世永存之墓。
  啊,多情的大漠啊!

文章来自: 本站原创
引用通告: 查看所有引用 | 我要引用此文章
Tags:
评论: 2 | 引用: 0 | 查看次数: 11030
 
 
  • 1
叮咚 [2014-05-13 06:09 PM]
感天动地!
石油娃 [2012-11-22 05:07 PM]
悲哉!壮哉!向先辈鞠躬!
  • 1
发表评论
昵 称:
密 码: 游客发言不需要密码.
机器码: 为防止广告,请输入8182
答案是: 验证码
内 容:
选 项:
虽然发表评论不用注册,但是为了保护您的发言权,建议您注册帐号.
字数限制 200 字 | UBB代码 关闭 | [img]标签 关闭